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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提案评析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7-11-09 ]
  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以教育救国为宗旨,在1914年后的十多年间,没有从事政治活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炎培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动员民间力量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从此,他离开了教育岗位,在民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黄炎培先参加了国防参议会,后又参加了国民参政会。
  抗战时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的提案,除中央和地方关系有所欠缺外,大体上围绕着他的目的进行的。本文拟对这些提案作一分析,以展现黄炎培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行为特点、道德操守和政治策略。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沦陷的区域愈来愈多,沦陷区里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有鉴于此,在1938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上,黄炎培提出了《安慰陷落各地人心案》。黄炎培认为这一议案重在“揭发政府与社会积弊”,担心“恐提出会场,因众人刺激,发生不快之感,乃备函径送蒋委员长。”
  随着抗战的进行,物力与人力消耗愈来愈大,民众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但地方有些官吏却对民众痛苦充耳不闻。黄炎培在《建议团结民心以期取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美果案》中指出:“(地方官吏)或则误于救国不救民之谬说,或在执行法令时,但谋施行之便利,一念以为邀功,一念以求免过,乃至假公以济私,而民力民财之使用,与民命之牺牲,致超出其应有的分量或至超出其可能的限度,而民不堪命矣。”
  针对国民党政府漠视民众生存利益的严重现象,黄炎培在1940年4月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上,又提出了《消灭三种不应有之象以加强抗战建国案》。议案郑重指出:“抗战不能不取用民力与民财,乃至不得不牺牲民众。惟其如此,对一般民众之性命身家,愈须珍重爱惜。——暴敌正百般摧残我民力民财民命,我宜如何滋培而长养之?暴敌正多方笼络要结我民心,我宜如何团结而保有之?我民爱国忠诚,根于天赋。任何痛苦,从不闻对抗战有何怨悔。惟其如此,我更宜如何安慰而爱护之耶?恐抗战最后之胜利,其事属于前方,其根本系于后方民力与民心耳。”
  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接二连三提出减轻民众痛苦的提案,总是收效甚微。通过考察,黄炎培发现地方各级政府官吏的“压迫敲诈”才是民众痛苦的万恶之源。但是如何既能顺利解决官吏的作恶,却是让黄炎培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建立地方民意机关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如何减除民众痛苦加强抗建心力案》中,他就提出“政府宜从速明令规定县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选举条例、乡镇民代表选举条例之实施日期,务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起,分别成立县各级民意机关,实行民主监察制度,在执行选举时,省派员监督之。”也就是要求国民党政府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来解决人民痛苦的问题。
   
   
  黄炎培从事的职业教育事业与实业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经费来源于实业界的捐赠。黄炎培在努力兴办职业教育的同时,对中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熟悉,实业界有他的许多朋友。抗战初期,沿海工厂内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保障了长期抗战的供给。到了抗战中后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切断了中国所有的海陆供应线,经济领域困难重重,由于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以及保护民营企业的合理地位和经营环境,黄炎培多次在国民参政会提出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予以改善。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的经济提案,主要涉及到战时经济体制、战后经济发展道路和由于经济体制带来的的腐败问题三大类。
  1942年10月25日,也就是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召开后的第三天,西南实业协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和国货厂商联合会在重庆百龄餐厅招待参政员,讨论民营企业如何发展问题,黄炎培应邀参加。为此在这次大会上,他先后提出了《官办民营工矿业应全面合作以利生产案》和《拟请政府改进陪都面粉工业管制案》两个提案。
  难能可贵的是,黄炎培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长远性的战略性考虑,到抗战中后期,他对战后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思考,并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提案。黄炎培意识到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是早晚的事,战后世界将是经济的竞争,中国要在战后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战时就对战后经济有统筹的考虑。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黄炎培提出了《维持并扩大输出品生产基础案》。在1943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上,黄炎培又提出了《适应战后复员与经济建设航运需要确立发展航业计划案》,着眼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要求发展中国航运事业。
  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抗战前线士兵的日常生活,为抗战胜利的到来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运营过程中,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企业或金融机构,被称为官僚资本。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贸易委员会和中国茶叶公司都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为此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召开时,黄炎培分别对这两个机构运营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各有提案提出。他认为贸易委员会存在着“机关林立,规模庞大,开发浩繁”的弊病,要求改革贸易委员会,并提出几条改革原则。到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驻会委员会上相继提出《邮政储金江业局办理不善,弊端百出,请政府迅速改革以保障国民储蓄案》《建议政府撤销收回中国实业银行等三行官股之原决定案》《请尽法惩治前川北盐务管理局局长蒋守一贪污案》《请彻查售金舞弊案》《请彻查禁烟委员会存土调伪案》等议案。由于这些腐败现象都与国民党政府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体制内的改革空间愈来愈小,所以黄炎培尽管提出了这些提案,在大会决议中也顺利通过,但提案的实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国民参政会虽然只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咨询机构,但它毕竟由各党派成员所组成,因此,在参政会开幕的时候,非国民党参政员对国家走上民主化的轨道抱有很大的希望。蒋介石也在发表演讲时承诺:“乘此抗战时期,藉参政会各位先生的努力,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人们对国民党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存有希望。但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始终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民主化的改革,甚至屡屡压迫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为此,于1939年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民主宪政运动。黄炎培的一系列相关提案,就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黄炎培在叙述他的斗争策略时说:“正面绝对不通融的,但侧面未始不可以周旋,在趋向相同的某项工作范围内,未始不可以周旋,但立脚点是绝对不动摇的。”因此,在这些与国民党直接冲突的提案中,黄炎培在绝大部分提案中都是作为联署人出现的,以便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在抗战时期,保留调解各方冲突的余地。这类提案可以分为三方面:1、要求澄清吏治,实行法治;2、要求实行宪政;3、要求国共合作。
  在1939年2月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上,黄炎培作为联署人提出了《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该提案首先说明在抗战建国的关键时期,纠正政府弊病需要厉行法治。黄炎培提出了“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化”“逐渐增加人民参政之权力”等建议。在这里黄炎培希望政府自身法制化,通过建立法制化的政府,再实行政治民主化。他的主张是温和的渐进的民主化过程。
  黄炎培对国民党政府是抱有期望的,他认为该决议案的通过,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在9月16日下午说明议案审查经过及其重要意义时,他指出该决议案的通过,“是建国之根基,是民治的起点。”
  抗战开始后,民族危机面前,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合作伊始,双方的军事磨擦就不断出现。国民党企图收编中共军队,限制中共军队,削弱中共军队,甚至消灭中共军队。黄炎培不愿看到出现兄弟阋墙,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他急切希望国共及其他政治势力、派别能携手合作、外御其侮。
  黄炎培参与了中间派三个提案的联署:即梁漱溟等人的《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张申府等人的《建议加强团结办法案》和王造时等人临时动议提出的《组织特种委员会商讨如何加强团结巩固统一案》。这几个提案表现了对国共紧张关系的忧虑。
  国民党对握有武装的中共,并不愿意看到他的发展壮大。1941年1月6日,当中共所部新四军按预定计划北上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皖南事变的爆发,给黄炎培极大的震惊,他认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中间派人士本身也面对国民党的严重压制,也开始走向联合。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成立。到同年11月,邓颖超等11人为联署人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这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首次在国民参政会实践自己政治主张的宣言,用黄炎培的话说就是:“是为各民主人士联合一致,向国民党要求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之始。”
  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提案的作用和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服膺儒学伦理的黄炎培,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时刻不忘“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具有改革社会的理想抱负,并在国民参政会中通过议案的形式表现出来。老先生正义感勃发的时候,行动的胆量也不小。他爱护国家,厚待朋友,操守纯洁,凡是与此老有过接触的朋友,没有不深深感动的。黄炎培对国民党的忠告,没有收到效果,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国民参政会结束后,黄炎培在一篇文章中对时局反省说:“……在政治上民生主义,就是拆穿这些楼板。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无法消灭阶层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拆穿这些楼板。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都是拆穿楼板运动。”而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组织功能,全党统一的指挥和行动实现社会的改造,通过党对群众的动员,唤起群众的民主意识,正是黄炎培心目中“政治上民主主义”的具体表现。黄炎培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逐渐接受,使其将新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摘自《浦东文史》2008第四期,作者:王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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