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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同乡会中的黄炳权先生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7-12-07 ]
  浦东同乡会是近代上海两个最有影响的同乡组织之一(另一个是宁波同乡会),其前身是浦东同人会,由近代上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绅商领袖李平书于1905年发起创建,李并任董事长。1924年经改选,由创始人之一的黄炎培任董事长。1928年7月,同人会改名为浦左同乡会。1932年1月,经改建正式定名为浦东同乡会,杜月笙、穆藕初、黄炎培、沈梦莲、吕岳泉任理事会常务理事,杜月笙任理事长。浦东同乡会以“联络情谊,交换知识,对于旅沪同乡力谋互助,对于本乡事业共图建设”为宗旨,聚集了大批爱国爱乡又受先进文化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及社会名流、著名实业家,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体现先进文化与时代意识的民间组织。对浦东怀有深厚情感的同人会先贤,是浦东早期开发的先驱,实施开发的组织者、策划者。
   
青年时代的黄炳权,有缘结识了一批同人会先贤,
耳濡目染,志同道合,成为浦东早期开发的一位实干家
   
  黄炳权(1900—1968)先生16岁时师从穆湘瑶,学习古典诗文,穆先生是他结识的第一位同人会先贤。穆湘瑶(1874—1937),字恕再,浦东杨思镇(今属浦东三林镇)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后,在家乡兴办教育事业与公益事业,辛亥革命时参加上海起义,并在浦东的实业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黄炳权先生参加沪南区救火联合会,这为结识众多同人会先贤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救火会是一个民办社会组织,由一群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士组成。李平书、穆湘瑶、黄炎培、王一亭等同人会元老均是救火会的主要组织者。黄炳权先生既担任救火联合会的评议员,后又担任东区救火会的主任,故与以上诸君有较多接触的机会。李平书、黄炎培、王一亭、穆湘瑶等同人会先贤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教育兴国、实业救国、慈善公益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且长期热心于家乡浦东的开发建设。除此之外,他们都是具有深厚国学基础又有近代意识的新型士绅,擅长诗词创作。相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黄炳权,自然会经常听到看到同人会先贤的言行,受其影响,成为志同道合的一员,并在日后浦东的开发建设中以先贤为榜样,在实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抗日救亡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浦东同乡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加入浦东同乡会,协助编辑《新浦东》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
参与创办浦东第一儿童教养院,被推选为浦东同乡会理事
   
  应该说,黄炳权先生是同乡会的第二代会员,正式加入浦东同乡会,是在1929年。当时同乡会的名称是浦左同乡会,董事长为黄炎培。黄炳权加入同乡会后,他就发挥其特长,协助编辑《新浦东》报。浦东同人会成立之始,就运用报刊这一形式传递时事信息,刊载家乡新闻,宣传思想舆论。同人会成立的当年,李平书和张志鹤就创办了《浦东》周刊,但出版了20余期即告停刊。1907年,黄炎培与同人会的穆藕初、雷奋、瞿绍伊等人共同创办了《浦东》旬刊,黄炎培亲任旬刊主编。1913年5月,旬刊改称《新浦东》报,由瞿绍伊继任主编。黄炳权先生协助编辑《新浦东》,这无疑是对《新浦东》编辑力量的加强。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乡会领袖们集体投入抗日救亡的爱国斗争。黄炳权先生一方面通过舆论宣传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如用笔名“南沙权”在上海新闻报发表《输财救国歌》,以及《国难》《暴风雨》《九一八》等大量诗作,同时,他积极参加同乡会组织的难民救济收容工作。当时,考虑到大批难民涌入浦东的情况,同乡会在周浦、杨思、白莲泾、龙华嘴、塘桥、赖义渡等地成立了12个难民收容所,一个难民产科医院。1943年同乡会还在龙华嘴创办了浦东第一儿童教养院,专门收留流浪街头、无人教养的孤儿,黄炳权先生还担任了教养院常务院董。现在浦东的龙华嘴,已成为风光秀丽的后滩公园,在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这儿是最繁忙的一个出入口。
  抗战胜利后,浦东同乡会于1947年3月23日召开第七届理事会,增补了部分理事,黄炳权先生也被推选为同乡会理事,参与组织领导同乡会的日常工作。
   
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黄炳权先生接受黄任老的重托,
组织整理同乡会珍贵的档案史料,圆满完成了同乡会的移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人民,慈善、公益、赈灾等事项主要由红十字会、救济总会等机构管理,同乡组织的社会功能减弱。同时不少理、监事去了台湾,或到海外定居。定居在台湾地区的众多浦东同乡,参照上海浦东同乡会,也在台北组建了浦东同乡会。留在上海地区的理、监事也有不少变动,主持同乡会工作的黄任老主要工作时间也在北京。由于以上原因,1951年4月,同乡会理监事开会,决议成立“会务改进委员会”,推请黄炳权、金学成、姚惠泉、奚孟起、龚汇百、沈思期、蒋孝义、朱鸿圻和张志鹤等9人为委员。从此,会务改进委员会便代替了原理监事会执行同乡会的一切事务。这段时间,黄炳权先生在同乡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65年12月30日他在职教社组织的“黄炎培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概在1950年上海解放近一年后,浦东同乡会这所大厦因为房租太低,入不敷出,月月亏损,负债累累。我想出了一些整顿的办法,扭转了亏损的局面。这件事给黄任老知道了。这一年任老到沪,临走时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同乡会的会务主任张伯初(志鹤)先生,说是他在北京不能兼管上海同乡会的事务,要我代理他的常务理事之职。这是任老对我的信任,我没有理由推辞。后来我请了姚惠泉、金学成等几位进步的同乡人士一起来搞。同乡会还去債务有了盈余。1952年任老又来沪,我向他请示关于同乡会的前途问题,任老说:“应该化私为公。”我就遵循任老这个“化私为公”的指示,经常同张伯老、姚惠泉等商量如何实现的途径。经过姚惠老和大家的努力终于在一年之后把同乡会的全部房屋财产移交给上海救济分会接受。
  浦东同乡会于1953年2月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接收,同乡会会馆浦东大厦也收归国有,移作它用。
  值得一提的是,黄炳权先生在组织移交期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就是把浦东同乡会的全部资料,认真地进行整理、立卷、造册,总数达100卷之多。今天,当我们到市档案馆查阅同乡会的有关文史资料,从社团组织的完整申报资料,到每届大会的通知、手册、讲话稿,从同乡会的章程,到每一个专委会的工作细则、工作动态,从重要提案的发起人、内容,到办理的经过、取得的成效,可以讲应有尽有,甚至连会议的请假条等也装订在档案卷中,留给后人阅读。市档案馆的一位负责同志讲,像浦东同乡会这样能留下如此完整的档案资料,还真不多见。它既揭示了同乡会的发展历史和演变,也是浦东近代发展风情的真实反映。黄炳权先生及其参与档案整理的张志鹤、姚惠泉等真是功不可没!
(摘自《浦东文史》2011年第一期,作者:唐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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