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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书上海市政建设的先驱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9-13 ]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李平书在任广东遂溪知县期间,因调集和训练民团,抵抗法军入侵,被清廷革职。后赴湖北当张之洞幕僚。1903年初,他返回上海,任江南机器制造局提调。他一边工作,一边投身上海的地方自治运动,推进上海华界(包括南市和闸北)的市政建设,规模闳达,为全国首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为了争取舆论,欺骗人民,抵制革命,作出了预备立宪的姿态。第二年,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成为国内成立最早和影响最广的立宪团体,李平书也是其中一员。地方自治是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内容,且上海起步最早,为全国首创。1905年10月,上海地方绅商郭怀珠、李平书等人,以“惕于外权日张,主权没落,沟渠积污”为由,向上海道袁树勋创议成立了“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并接管了原来的南市马路工程局。总工程局存在的4年中,其实际权力远远超过市政工程范围,除了拓建道路、修建桥梁、疏浚河浜、改建城门、添建路灯等市政工程外,户籍管理、门牌编排、地产登记、捐税收支、平抑米价、查禁鸦片、违警事件及一般的民事、刑事诉讼等均由其归辖。1909年6月,又改为上海城自治公所,李平书任总董,直至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光复上海。
  当时的地主自治,就是“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即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当然实际上权力没有这么大,也不可能完全办到。但是,从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4年和上海城自治公所的3年,共7年的作为来看,确实为上海华界的南市和闸北两地的市政建设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缩短华界(当时亦称中国地界)和租界的差距作出了卓越贡献。
   
   
  上海开埠后的几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釆用种种手段,从腐败的清政府手中取得各类特权,建立并不断扩大租界区。列强在租界区内进行近代市政建设,出现了楼房高矗、道路平坦、车马繁流的近代文明景象。而仍处于中世纪状态的上海老城厢内外的华界,依然是道路“湫隘逼仄”、环境污秽遍地、房屋矮小易燃,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造成人流、市面向租界倾斜,这深深刺激着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李平书发出了“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内”的悲呼。他们要“见贤思齐”,要“雪耻洗垢”。迅速改变市政面目,跟上时代步伐,成了社会的迫切要求。
  20世纪初,上海的城垣已成为阻碍城市交通、发展经济的障碍,李平书等已在1900年就提出拆城之说,准备拆城墙、填城壕、筑环城圆路,且曾在上海文庙的明伦堂开会讨论。然而这一拆城主张遭到一部分保守士绅的极力反对,甚至扬言要给主张拆城者“飨以城砖”,于是教言者不敢言,一哄而散。后经过斗争,李平书等开展了一系列以交通为主的道路建设。20世纪初期,方浜及肇嘉浜二河自西向东横贯老城厢,流入黄浦江。由于人口激增,水质日污、河道日隘,而且影响交通,因而在1908年,先行填没方浜东段(自东城墙到今中山东二路);在1912年,继而填没方浜西段(自西城厢到今西藏南路);在1913年,最后填没方浜中段(城内部分)筑成方浜路。1913年,继续填没肇嘉浜城厢段,筑成复兴东路。在李平书先生主持“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期间,先后增辟尚文门(小西门),筑尚文路;增辟拱辰门(小北门),筑大境路;增辟福佑门(新东门),填黑桥浜,筑福佑路,使上海城的城门增至10座。共筑百余条马路,修理改建、新建桥梁60余座,建筑驳岸10余处,修筑码头6座。这些合乎时代潮流的市政建设,在当时有力地改善了华界的交通状况,虽然由于时代条件限制,不能与租界的马路建设同日而语,更不能与当代的市政建设相提并论,但却也是当时爱国自强的壮举,影响深远。
   
   
  自1883年法商在租界内建成自来水供水体系后,清洁卫生的饮用水日益为公众接受。闸北南部的华界居民也常从租界敷管引水。对此,租界当局提出侮辱性条件:凡用水住户,必须编制租界门牌,缴纳租界巡捕捐。这种侵犯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遭到国人拒绝。1909年,在两江总督的授意下,由上海道蔡伯浩、总工程局李平书出面筹建“闸北水电公司”。1910年,经上级核准,借到库银及商号银16万两,自办闸北自来水厂。厂址选在闸北叉袋角,在麦振路(今恒丰路)北首广肇山庄(今铁路上海站)购地17亩动工建厂。1911年8月建成,南起租界,北到江湾,东起沙泾港,西至潭玉湾的10万余居民用上了中国人自己的自来水。不久又建成发电厂,自恒丰路桥到水电厂的马路上亮起了中国人自己的路灯,既改善了华界的市政设施,又鼓舞了民众的斗志。
   
   
  在小南门的中华路北,有一座几十米高的钢结构井架式建筑,历经日寇轰炸而不倒,静静地在路边屹立近百年。这是昔日沪南救火会的警钟楼,用于观察瞭望及时发现火情,也用楼上的警钟进行报警,为各消防组织指明火灾位置,指挥各救火组织前往灭火。
  20世纪初,上海华界老城厢的救火会由民间善堂分散负责。由于老城厢地区的房屋系中世纪建筑,人口又密集,极易发生重大火灾,分散无序的救火组织无助于扑灭城市火灾。因而在1909年,沪南救火会把30多个救火组织统一起来,由李平书先生担任会长。把沪南地区划成5块,分块负责,又相互支援,实施统一指挥。
  为了及时发现火警,快速通知各消防组织,在1909年6月,由李平书会长召集会议,议决设立警钟楼。此楼由求新船厂厂主朱志光负责建造,楼高37.5米,分6层,楼梯直达顶层,以便瞭望人员上下。四层楼有4800磅的铜钟一口,警钟纯用响铜铸成,鸣时响震云霄,声达数里之外。一旦发现火情,立即鸣钟。事先规定了“钟楼报警地段钟数表”,根据敲出的次数,闻者即知在何地段发生火情,指挥大众前往灭火。
  在辛亥革命中,这座警钟楼发出了上海起义的革命信号。1911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当警钟楼先响9下,再响13下后,李平书领导的商团武装及救火会成员立即按计划到达自己的岗位。大批革命战士冲向清政府在上海的反动堡垒——江南制造局,开始了光复上海的革命斗争。经一夜的猛攻,终于攻克了清政府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也是这座钟楼发出革命信号,指挥上海工人阶级向反动派发动进攻,为革命立下历史功勋。
   
   
  李平书力主中国人自办南市电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街头相继出现了有轨电车。于是,上海华界南市的居民也盼望有自己的电车,以方便南市的交通。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李平书立即想到了此事,亲自动员实业家陆伯鸿发动招股,创办南市电车。他亲往南京江苏都督府,帮助陆伯鸿代办申报手续,很快得到批准。1913年8月,南市街头就出现了电车,使国人扬眉吐气。
  综上所述,李平书在清末民初投身上海地方自治,为上海的市政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我国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在李平书铜像的铭文中作出了高度评价:“归创上海地方自治,为全国倡,兴利抉弊,规模闳远。”
(摘自《民政总长李平书》,作者:施海根  范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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