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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浦东报业人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7-11-16 ]
  鸦片战争后的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首当其冲地成为中西文化对抗、交流和融合的前沿。发轫于西方基督教会对华传教活动的中国近代报刊业,主要在上海开始了其近现代化的全部进程。受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启发,受深重国难的激发,近代国人办报,在于通过报刊这一形式传递时事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思想舆论,进而唤醒民心、开启民智,实现政治抱负和济世理想。一批先进的浦东人正是看到了报刊对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作用,乃怀抱各式理想以极大热情投入其中,书写了近代上海乃至中国报刊史上特色鲜明的一笔。
  浦东人办报,就其宗旨目的而言,大抵可以分为职业报人以报为业和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报刊为救国事业服务两类。前者如李杕、黄协埙、蔡钓徒,后者如李平书、黄炎培及浦东同乡会诸仁。
   
职业报人李杕、黄协埙、蔡钓徒
   
  浦东第一报人当推川沙人李杕(1840~1911)。他早年弃科举而从西学、入耶稣会而传教苏南皖南的经历,使他于1878年得以主持教会报纸《益闻录》的报务。《益闻录》是天主教在上海办的第一份中文报,李杕自然也就成了第一位中文报刊主编。在李杕的主持下,本着让国人“识时务”和“知西学”的愿望,这份报纸不断顺应形势作出从形式到内容的调整。《益闻录》于1878年12月16日起试刊,于1879年3月16日正式发刊,此后,刊期从半月一期缩短到—周两期;内容立足于兼通“上下之情”“中外之故”,从宗教、科学并重逐渐转向科学、论说、时事并重,且逐渐增加经济报道;经营方面先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继而改称《汇报》,且尝试分出《时事汇录》和《科学志》刊行,努力兼顾政、商、学、民等各界不断变化的阅读需要,坚持刊行33年有余,为推进报业近代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相比较而言,南汇人黄协埙(1851~1924)供职于《申报》馆主笔房,更多的是文人落魄的味道。他是早年科举失意后才转而于1884年进《申报》馆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失意文人进报馆以卖文为生在上海还有很多。1894年,黄协损在熬过十年主笔生涯后终于升为总主笔,主理《申报》笔政。这时候的《申报》,因既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报道也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且凭藉题材广泛的评论特色,已经在官员和民众中培育了广泛的读者群。然而在黄协埙主持笔政期间,清廷对报纸上的过激言论十分注意,加之其人性格谨小慎微,所以他处理稿件十分谨慎,对稍涉激烈或略触忌讳的文字都悉数删除,到后期更趋向于保守。在他主持下的《申报》屡屡发表守旧言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干脆坚决站在慈禧一边,著文批判“康梁邪说”,声讨海外逋臣,引起了全国舆论界和民众的反感。《申报》声誉大受影响,销量日下,黄协埙最终于1905年被解职,回乡里平淡度过余生。
  陈家行人蔡钓徒(?~1938)可谓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小报界的名人了,擅长交际,娴于应酬,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且多能搭上时兴报潮的顺风车,故有“文字白相人”之称。20世纪初叶的上海,社会相对安定和繁荣,市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推动娱乐消闲性质的小报渐渐复苏,且因内容取向生活化和形式多样化而备受欢迎,形成了一股潮流。就是在这个消闲小报一哄而起的年代,蔡钓徒开始了接二连三的办报生涯。《礼拜六》《龙报》是他最早自办的两份小报,同那个时代的许多小报相类,迎合中下层读者,揭露社会黑幕,报道声色犬马,且常有记载失实之处,导致官司缠身、麻烦不断。不过蔡钓徒经历了《礼拜六》的磨练,办《龙报》时已识透门槛解数,应付自如了。到30年代初,国难当头,形势日紧,人们迫切想要了解最新动态的愿望催生了晚报的兴起。再次受成功模式的影响,1934年蔡钓徒又乘兴创办《社会晚报》。这次当然也是借助朋友圈子,品格仍然不高,但他善于顺时应变,因此销量一路上升。1937年抗日战起,尤其是上海沦为孤岛后,《社会晚报》受到很大影响。蔡钓徒适应形势变化改进版式并另创《社会晨报》,仍获热销。这期间他被日伪委为新闻检察官。可喜的是蔡钓徒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完全的“白相”人。“八一三”战事前后他帮中共地下组织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孤岛”时期他利用“日伪新闻检察官”身份,在自办报上刊登抗日游击队活动消息,激励市民抗日信心。不幸的是蔡钓徒的爱国举动很快被日伪察觉,他在1938年1月遭暗杀,结束了短短一生。
   
   
  与上述三位相比,李平书(1854~1927)和黄炎培(1878~1965)以及浦东同乡会同仁们显然都不是职业的报人。他们出生稍晚,对那个时代的振荡和冲击感受更深,对社会的洞察更敏锐,也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加之受中西文化熏陶,因此更具现代意识和民主精神,更怀有改造社会、兴旺家国的远大抱负。他们与报纸的交集多是在他们需要报纸为救国事业服务的时候。
  李平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绅商领袖人物,从清王朝的一个地方官吏转变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一员主将,对上海城市近代化多有创始之举和推助之功。他在致力于社会改良和上海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为收到“改良社会,代表舆论,监督自治行政,增进自治能力”的成效,于1907年4月创办了《上海日刊》扩大宣传;4个月后又进行改版,增辟《沪滨风土志》专登本地消息,每逢星期日分段绘印城厢内外地图,并附印小说,力图增强报纸的地方性和可读性,吸引更多读者,同时也对市井风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仅过了一年,由于袁世凯加强对上海舆论的控制,李平书等人感到办报不易,萌发退意,于1908年4月宣告停刊。
  黄炎培办刊是与他的职业教育和民主革命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职业教育宣传推广需要,他先于1917年10月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后于1925年10月创办《生活周刊》,对读者进行职业教育,传播职业信息。1931年国难当头,黄炎培于12月创办抗战杂志《国讯》(创刊时称《救国通讯》,1934年改名为《国讯》),作为开展爱国宣传和斗争、凝聚抗日力量的重要阵地。他联合江问渔、叶圣陶等人组成编委会,起初半月一期,后改为一旬一期,刊布抗日战况、时事要闻,评论政府对内对外政策。1937年上海沦陷后,《国讯》被迫辗转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停停办办,直到1947年5月才回到上海复刊,改为每周一期,积极倡导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还以转载方式刊登中共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及中共领导人的有关论述。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容忍,于1948年4月将其查封。黄炎培等人还是想再办刊物替代《国讯》,与人合作设法于5月将已停办的《展望》复刊,沿用《国讯》原班人马,更加大胆地揭露国民党在军事上惨败的情况、在政治上玩弄和谈的阴谋。《展望》在上海解放前夕再次遭到了查封的厄运。
  李、黄二人在以各自方式实践改造社会理想的时侯,始终不忘桑梓。1905年,李平书联合黄炎培、张志鹤、叶惠均等一批人发起创建了浦东同人会(1931年定名浦东同乡会),借此联络乡谊,举办社会公益,谋求浦东发展。同年李平书紧接着创办了《浦东》周刊,主要刊载浦东家乡新闻和同人会会务情况,但仅出版20余期即告停刊。1907年黄炎培又与同乡会的穆藕初、瞿绍伊等人一起创办了《浦东》旬刊(1913年5月改称《新浦东》报),作为浦东同乡会的机关报,克服时世艰难,坚持反映浦东民生,沟通城乡信息,丰富民众文化生活,提倡社会时尚,发挥了民众文化和社会舆论的传播、引导作用。
(摘自《浦东文史》2008第四期,作者:张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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