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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浦东开发》杂志创刊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7-11-30 ]
  上海市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天,我就立即以主管单位浦东开发办和主办单位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的名义起草文件,申请创办《浦东开发》杂志。为了争分夺秒,盖有市府浦开办公章的申请文件并没有通过机要发送。当时我与另一位年轻的政研室成员周亚芳同志拿着文件直接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亲自拜访时任局长的贾树枚同志并面呈文件。
  贾树枚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当即看完报告,又听我们说明来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微笑着对我们说:“尽管当前报刊处于治理整顿时期,但这份刊物我们肯定是要支持的。我们会立即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出申请。”他同时又告诉我们:“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审批报刊的会只开两次,上半年、下半年各开一次。我们会以最大的努力争取进入上半年的审批会议。你们能否也与北京作些疏通工作,这样可能快一些。”
  在返回浦开办的路上,我想起较为熟悉、曾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刚调任北京工作不久的龚心瀚同志和刘吉同志。龚心瀚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正好分管报刊工作。刘吉同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们那时在北京没有住处,临时住在上海驻京办事处相邻的两个十分狭小简陋的房间里。我当即决定上北京一次,想从他们那里打听一下刊物审批的可能性。
  到北京后,我选择下班以后的晚上8点钟,两手空空地到驻京办事处去拜访他们。进到他们的房间,其工作条件的确寒酸。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两张战士睡的单人床,一张床供他们睡觉,另一张床供他们堆放资料,其杂乱状况真像一个垃圾站。因在下班后的住处,拜访和交谈极其轻松、随和。两位老领导听了我的来意后,刘吉同志满面笑容并以他素有的直率和幽默语气首先表明“高见”。他说:“龚部长,这样重要的刊物你不批,你还批什么报刊?依我说,你把全国乌七八糟的报刊、特别是地市以下的报刊给我砍掉一大批!”龚心瀚副部长听了后哈哈大笑,同样带着幽默的语气“反击”道:“刘吉同志!我也是聪明人,有头有脑。《浦东开发》批不批这里不谈,另当别论。我来到中宣部工作后学会了一种工作方法。全国各省市来申请报刊的,总是说他申请的报刊最重要,非批不可!我对他们的陈述一概认可,不加反驳。我只有一条要求:只要你告诉我,你们省里哪家报纸不重要,哪家刊物不重要,我马上批你的申请。”我后来感悟到,龚心瀚副部长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当时“报刊整顿、优化结构、总量控制、撤一批一”的重要原则。
  尽管这次的拜访和交谈,我并没有得到有关刊物是否批准的任何允诺,也未提出要“撤一批一”的要求。但从交谈的气氛中,我深深地感悟到,两位领导同志对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心领神会,对创刊《浦东开发》杂志一定会关心、支持。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如此突然。1991年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91)新出期字第912号]文件发出。这份批给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文件写道:“沪新出(91)期字第021号文件悉。经研究,同意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联合创办《浦东开发》月刊(刊号CN31-1606/F),公开发行,该刊以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为主要主办单位。”
  从市府浦开办、研究会报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再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报告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下达批复,全部过程仅仅三个月。这种速度不要说在报刊治理整顿时期,甚至在整个报刊申办史上,也可堪称奇迹。
  由于批文的签署、送达有一个程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在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口头电话通知后,就打电话叫我们领表办理期刊登记手续。我领表后,8月4日即按规定填好。市府浦开办分管副主任黄奇帆5日即签署,市府浦开办同时盖上公章,8月7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贾树枚同志即在审核栏批准同意登记。短短4个工作日就全部办完期刊登记手续,又是一个浦东速度。
  按照常规,即使一个专业出版单位,一份杂志的创刊至少也要出一期至数期试刊,主要文章要有三期的储备,才可以正式出刊。可当时的浦开办怎样办刊“八字还没有一撇”。我作为杂志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当时几乎未去考虑后果,毅然决定不试刊,1992年1月直接正式创刊。
  1991年8月,我与市府浦开办政策研究室的另外两名年轻研究人员周亚芳、陈建勋从政研室分离出来,开始筹备一个事业性质的处级单位——浦东开发杂志社,与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秘书处合署办公,并成为当时浦东新区直属浦开办领导的第一家事业单位。当时的市府浦开办在浦东大道141号的一幢两层小黄楼里办公,即现在称呼的2号楼。四位正副主任也只有一个小房间办公,每人只有一张学生课桌般的小办公桌,且两张面对面并在一起。当时在141号门卫旁有一间小小的供司机临时休息的房间,这是当时唯一可以挖潜的一点地方。浦开决定让出来作为我们的临时办公地点。浦开办主任杨昌基看见我们工作条件实在太差,竟把当时市府浦开办刚弄来的两台松下窗式空调给了我们一台,另一台装在主任室,那真的够得上是高消费了。至于电脑之类的事,那就根本不要去想。黄奇帆副主任从上海市给浦开办的经费中给了我们10万元的开办费,并果断地告知:“浦开办已经尽到很大的努力了,往后的路只能你们自己走了。”我们花了2.7万元购了一台施乐复印机,花了4万多元添了一套照相设备,杂志还未启动,经费就差不多用光了。
  杂志创刊时极其艰苦。除了我们从政研室划出来的3人中的两人工资仍在浦开办领取外(另一人的关系在市社科院未转过来),新聘人员的工资一律要自筹。为了节省开支,我找到时任华东师范大学组织部部长的陆沪根同志(现任浦东新区党校常务副校长),经他介绍把杂志的印刷点放在华东师大印刷厂,以降低一点费用。为了利于国际交流,当时领导要求杂志要用繁体字,那时的印刷厂还是铅字排版,繁体字又不多用,工作量大得惊人。
  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组建杂志社、选调编辑记者、组织稿件、编辑出版校对,真是夜以继日。按照常规,当时的铅字排版极易出错,必须有一校、二校、三校的法定程序。正式印刷之前还有一道最终程序——“对红”,确定校样均已更改无误后,才由负责人签字认可,再开动印刷机。一般来说,校样每来回一次,周期至少一星期,这是怎么也来不及的。在最关键的日子,我们3位同志就在印刷厂不走,好几个夜晚是通宵校对,排字工通宵陪同,已分不清几校的程序,说改就改。
  1992年1月,以一份印着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浦大桥建设工地照片为镀塑封面的《浦东开发》杂志创刊号诞生了。
  尽管它与现在的刊物精美印刷、豪华装帧的水平无法相比,但它的的确确幵创了一个时代——在浦东新区这块土地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回顾这段历史,从1990年9月杨昌基同志布置给我战略研究、成立研究会、创办《浦东开发》杂志三件事算起,到国家新闻出版署1991年7月23日批准《浦东开发》杂志创刊,前后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在这10个月里,我们以研究课题凝聚研究队伍,从研究队伍中物色骨干组建研究会,再以研究会的名义申办刊物,既马不停蹄,又一天也不违背杨昌基同志一开始就定下来的操作程序。
  回想在当初治理整顿的非常时期,三件事进行得如此顺利,它显然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伟大谋略;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开放浦东这项国家战略的英明决策;得益于方方面面所有领导机关、负责人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浦东决策的坚定信念和毫无保留的关心支持!
(摘自《浦东文史》2009年第二期,作者:王健刚,系《浦东开发》杂志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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