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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浦东的一次主权危机——浦东免为租界之始末及原因浅论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7-26 ]
  鸦片战争后,英、美、法诸国凭借不平等条约,以供侨民造屋屯货为名,迫使清朝上海地方政府签订了《土地章程》,强行租建了居留地,又趁清政府镇压小刀会和防御太平军之机,夺取了所租区域的行政诸权,形成了“国中之国”的租界,渐而形成由合并起来的英美租界(后称国际公共租界)、法国专管租界与华界并峙的“两界三方”格局。随着英法诸国远东政策需要和租界经济发展及人口增长,又一再扩张租界,至1900年1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公共租界面积已从形成时的3650亩,扩展到33503亩,法租界从最初的986亩扩展为2135亩。
  就在1899~1900年相继实现的两租界扩展中,浦东曾成了英法争夺的中心,险些被辟为租界。
   
   
  虹口美租界的扩展帷幕落下才两年,1895年8月21日,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又致函各国驻沪领事团提出扩展要求。其实,英美租界当局一直在谋求扩展,早在1880年2月10日至22日间,工部局董事会《土地章程》修改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就致函董事会,建议趁虹口美租界北界尚未确定之机,将租界扩至静安寺和打靶场(今虹口公园),并说为实现这一目标,可放弃靠近杨树浦的某一地块为交换。董事会在讨论中,“普遍赞同”该计划,并即命捕房督察长就静安寺划入租界后,为维持该地区治安所需费用作了估算。只是,那次提出的扩界图谋中还未包含浦东。但当时各国正在谋求清政府批准1869年擅自修订的《土地章程》,故从策略上认为扩界不合时宜。所以,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这次领事团的态度可就大不相同了。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辽东半岛被割让,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增辟为通商口岸,并在新辟和原设的那些口岸城市允准开辟日租界,如同血的腥味能激发鲨鱼疯狂,日本的攫利极大刺激了列强,一场以划分势力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割地狂潮开始酝酿。领袖领事、德国总领事施妥博向总董施高塔表示:“非常赞同工部局要扩展租界边界的要求,一定想方设法取得中国当局的同意。”鉴于上海道表示“无权就此事进行正式谈判”,10月23日领事会议决定:“请北京的外交使团给以帮助。”不到两个月,驻华外交使团团长、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即回函告知:“北京外交使团愿尽力帮助租界的边界得到扩展”,并表示“为使活动有效”,“需要知道全面情况,诸如拟予扩展的确切界等等。
  施高塔获悉后,即与英国总领事哲美森进行了商议。施高塔提出的拟划界线为“从吴淞到极司非尔(即梵王渡,今轻轨三号线吴淞江桥东侧)”。哲美森表示“还是稍少些为好,因为要得过多也许就什么也得不到。”他建议以从周家嘴起,穿越吴淞江,到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或者到静安寺为宜,他说“这个扩展方案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在这里已修建起大量的棉纺厂。”12月10日董事会上,施高塔宣读了田贝的回函并介绍了上述情况,董事们个个兴奋异常。克拉哈不赞同哲美森的意见,他说:“索取得越多,就可能获得越多。”他提议仍应将吴淞划入租界。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普罗布斯特提出:“由于浦东和许多界外马路一样,已有许多西人的建筑物,因此也应该把浦东那边的土地划进租界之内。”这是最早提出的向浦东扩辟租界。会后,在施高塔起草的给领袖领事的复信中,提出了经他与英国领事商讨的扩展界线,其中浦东部分是“港口线以内的土地。”
  1896年1月3日,工部局以已购置土地,建立纱厂、油栈和码头等为由,再次致函领袖领事,要求扩展租界。领袖领事便将前后两份函件转呈外交使团。当时,法租界也提出了扩展要求。外交使团经研商后,于3月25日以照会形式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提交,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向浦东扩展租界。
   
中国拒辟失败
   
  总理衙门很快作出了不同意上海两租界扩展的回复,但两租界志在必得。在华英侨协会上海分会会长泰普特明白宣布:“此事并未就此了结。”他表示该会“愿在工部局今后为此事采取的任何积极措施中效力”。鉴于1893年为美租界北界扩展,工部局曾拨银5000两,由一名叫达拉斯的助理测量员,在中国官员与乡绅中成功地进行了非官方活动,达到了不错的疏通关节的作用,于是,工部局决定这次拨银1万两或再多些的经费,仍由达拉斯进行活动。1896年11月12日,法租界公董局向署上海道吕海寰再次提出扩界要求。次年年初,工部局也再次提出扩界,7月6日,还附呈了一份界外外侨产业详图。9月22日,工部局代总董威尔契致函施妥博,提出了更完整的扩界计划与附图。在工部局的这些扩界要求中都包括了浦东的部分地块,如威尔契的计划书中就写道:“浦东方面,情形亦然,该处船坞、油栈以及其他关于造船工业之迅疾发展,最堪注意。此两区(指浦东与杨树浦)非待划入工部局征税管理范围以内,即无一得享卫生、警卫或路灯之利”。工部局还策动沪上外商总会(亦名和明商会)向外交使团写信,催促外交使团对工部局的扩界计划“迅予全部采用”。1898年2月28日,施妥博以领袖领事身份致函上海道蔡钧,要求扩界。然而,中国政府依旧断然拒绝,3月4日,蔡钧拒绝法租界扩界要求;13日,拒绝英美租界的要求。蔡钧在给施妥博的回函中说:上海面积狭小,“实难于在租界以外,通融一尺一寸之地,租界“最好维持现状。”
  中国政府虽再次拒绝,两租界却顽强坚持。工部局继续策动各方面施加压力,6月17日,外商总会召开纳税人特别大会,议决由界内纳税人向各所在国公使写信,要求公使对中国加强施压;7月初,总董费伦赴京,拜会各国公使,觅求支持。于是,各国公使纷纷指令驻沪领事,向上海道交涉。然而,两江总督刘坤一仍然表示“拒绝考虑扩界建议”。
  面对中国政府一再拒绝,法国率先耍强,早在5月份便拾起了1874年搁置起来的宁波路筑路问题,以建医院、学校及辟路之名义,宣布征用四明公所全部土地。在遭四明公所反对后,7月16日、17日,公然强占所,挑起流血事2件,史称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江苏布政使聂缉椝受命来沪处理该事,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即乘机又一次提出扩界,该要求包括与法租界隔江相对的浦东部分,即今陆家嘴至东昌路沿江段。这时,欺软怕硬的清政府立即显现了软弱之本性,7月22日,刘坤一致总理衙门电中已透露:“扩界一层,现经总署斟为至当,可以应允。”表示了原则同意。中国的拒辟努力实际上已失败了。
   
   
  消息传出,英法矛盾马上表面化。在浦东的问题上,英法一直有着利益冲突,还在1898年初上海英美租界提出向浦东扩展租界时,法国公使就提出过抗议,声称:所涉浦东部分的其中一块土地早在1896年2、3月间,就经各国驻华代表商定划归法租界扩展之用。此刻轮到英国作出强烈反应了。9月13日,英国公使麦克唐纳向法国公使提交了照会,照会提出:在法租界谋求扩展的范围中,“含有浦东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查此项土地是属于英人的所有权,英籍地主们很不喜欢受法公董局管辖”,如果法国固执地要求这块地皮,将来会发生许多纠纷。17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向正在英国的清政府使臣罗丰禄提出了抗议,反对将英人产业所在的地块划入法租界。罗丰禄即电上海,嘱蔡钧留心交涉。27日,英国官方喉舌《泰晤士报》刊发《上海的扩展》一文,文曰:在上海“扩展租界是必要的”,但“应采取实际上具有国际性的英美租界扩大的方式”,文章既攻击法国“扩大租界的要求,是占有领土的野心和提出政治要求的愿望所驱使”,又警告清政府“这样的权力要求不符合中国政府不会将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让予另一国家的许诺”。12月10日,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又训令驻华公使:不能允许法国在上海再得到划归法公董局专管的土地,并要该公使转告清政府,“若中国保持照顾英国利益的态度,英国自然也会表示援助”。
  英国公开反对法国向浦东扩张,既是咸丰、同治年间提出合并三界、合组公共租界时就表露的不让法国在华势力扩张坐大之意的延续,更是英国对在浦东既得利益的卫护和为日后扩张的铺垫。早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英商就将目光投向了浦东,开始违反约定在浦东沿江租地,1853年(咸丰三年),英商在今塘桥建造了浦东第一座外商码头。接着一些洋行公司纷纷在浦东建码头、造仓栈。据《中日商埠志》记载:浦东“多年来只是一片平原,有几座旧式的中国船厂和纤夫拉纤的小路”,但至1867年(同治六年),“外国人在沿江一带已购买了很多块地,建造起不少空敞的仓库、船坞和码头”。除浦东董家渡码头外,主要有1862年建的怡和码头、穆哈德码头和祥生船厂,1865年建的立德成仓栈,1866年建的和记码头,还有林赛码头、理南查码头、英国海军码头等等。主要集中在今其昌栈到陆家嘴一线以及塘桥附近。这些码头仓栈,都拥有一定的规模,如立德成仓栈,其面积约有50亩。到1898年,今庆宁寺至白莲泾沿江,码头船坞林立,工厂仓栈密布,已到了几无隙地的地步。如英商于1882年设华通码头(今东昌路西)、1889年设太古码头(今东昌路东)、1891年设公和祥码头(今其昌栈)、德商于1890年设瑞记洋油栈码头(今陆家嘴南陆家渡),还有祥生基地(今其昌栈东),宝隆码头(今杨家渡上游)和隆茂栈(今陆家嘴东)等等。
  然而,法国并不理会英国的反应,白藻泰径直赴南京找刘坤一谈判。英国见势不妙,干涉姿态也随之升级,12月21日,两艘军舰溯江而上,直驶南京,这既是向刘坤一施压,自然亦是向法国示威,从口水仗层面升为摆开干仗的架势。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上,董事伊休特也宣称设法把法租界对面的浦东港口扩展进来”。
   
   
  正当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之际,法国及时提出了修正方案,即放弃争夺的焦点——浦东,而谋求向西即向徐家汇扩展。12月23日,总理衙门的官员会晤英国公使,以照会形式传递了这一信息,照会中询问:如果中国拒绝法国,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英国能否提供实力援助?英国能否接受法国的修正方案,或者按法国原方案,但将英人产权地块除外,并在法租界中实行英美租界的章程?26日,英国公使奉命回复:八仙桥至斜桥内有英产40块。此外,尚有他国之产,断不允法管辖。中国政府无权再给法国人一块新的专管租界,而不给别国同样的专管租界;如果中法发生冲突,英国将“采用物质援助方法”支持中国。英国对“实力援助”不作正面表态,实际上是否定;对两种方案不作选择,实际是延宕时间,因为两国正在秘密接触。
  几天后,一方面英、美、德三国总领事与蔡钧举行了一次会谈,三国最后提出的扩界要求中,已将浦东“除外”。这一动向表明英国准备接受法国将浦东搁了起来的修正方案。另一方面,英国又于27日增派一艘军舰驶往南京,进一步强化干涉,迫法就范。1899年初,中法也中止了扩界谈判。
  经过了表面上平静的两个月,3月初,英、美、德三国总领事、工部局总董与蔡钧再次会商扩界事宜。因扩界建议中有“不可接受的条件”,蔡钧愤而退席,三国领事遂分别向刘坤一告状。24日,三国公使向总理衙门分别提交了内容同样的照会,强硬地要求清政府训令刘坤一同意扩界。
  其时,英法秘密接触也有了结果,3月22日,英国公使奉令表示,“允许法人推广至徐家汇,以为和解”。27日,白藻泰亦宣布正式放弃向浦东、十六铺以南和西门外的扩展,而只从八仙桥向西扩展,并表示支持英美租界的扩展。
  至此,两租界在向浦东扩展问题上的矛盾暂时缓解,各自扩展也就水到渠成。4月13日,总理衙门告知英、美、德三国公使,已向刘坤一转达了同意扩界的训令。同日,曾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和扩界谈判中颇为强硬的蔡钧,被免去上海道职务。与工部局及中国官方都有着良好关系的南洋公学监督、美国人福开森,先受请为工部局代表赴南京游说刘坤一,以消弭扩界中的一些细节的和技术性的分歧;旋又戏剧性地当上了刘坤一的代表,来沪与英、美、德国领事及总董进行扩界谈判。5月8日,上海道李光久正式宣布英美租界的扩界范围。6月底,白藻泰与刘坤一的代表余联沅签约,并于次年1月27日颁布告示,法租界也实现了第二次扩界。
  历经三年多的交涉与波折,浦东总算渡过了一次主权丢失的危机。
   
   
  在这场租界扩展中,浦东和吴淞、极司非尔虽都侥幸得免,但原因却并不相同,后两处因是军事要地属力拒得免,浦东则是英法制衡的结果。1898年12月25日接到英国对12月23日照会的回复后,总理衙门一面“告英使电领事,与白领相商”,一面电令罗丰禄向英国表示:有关法租界扩充事,移归英、法两国政府,“直接交涉”。同时,又电令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切告[法]外部,请饬法使,先与英商,勿为难中国”。清政府把浦东主权的命运交给英法去决定。
  那么,英法缘何会在冲突即发之时,相互妥协的呢?这需要从当时国际关系大背景上加以考察。作为两个殖民大国,当时的英法不仅在浦东扩界上有利益冲突,在广州湾与九龙半岛、在整个长江流域也都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且,除了在中国,在东南亚,在埃及与东非,在中非和西非各地,两国也都存在矛盾与冲突。然而,德国、美国的迅速崛起,德国在非洲、美国在菲律宾等处的扩张,却使这两个老牌殖民国家感到是更大的威胁,遂又有捍卫既得利益的一致性,这种既冲突又一致的状况,决定了两国虽时而龃龉,甚至剑拔弯张,却终因大局的一致重于局部的矛盾,使两国能搁置矛盾作出妥协。就在1895年12月至1899年3月,英、法为调节矛盾先后签订了三次协议:1896年1月15日第一次《英法协议》,以湄公河为界,以河之西东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缓解了在东南亚的矛盾;1898年6月14日第二次《英法协议》,调整了两国在尼日尔河和乍得湖地区的殖民地,缓解了在西非的矛盾;1899年3月21日第三次《英法协议》,解决两国对尼罗河上游地区的争夺,缓解了在东非与中非的矛盾。这第三次《英法协议》最耐人寻味,正是在该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即3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就奉训令表示同意法国由八仙桥向徐家汇方向扩展的修正方案。27日,法国总领事也宣布放弃向浦东、十六铺以南和西门外三处的扩展,并支持英美租界的扩展。个中奥秘昭然矣。
   
   
  然而英法间的妥协,只是使浦东暂时未划入租界,其夹处黄浦江、长江和大海之间的优越位置和远比上海城区辽阔的地域,决定了这是一块列强决不肯放弃的风水宝地。就在1898年12月下旬,英、美、德三国领事表示放弃浦东时,三国领事又曾私下达成一项谅解,即“浦东无论何时交付西人管辖,均应归西人租界”,明白反映了列强夺浦东之心不死。所以,自此之后,由下游而上游,由沿江而腹地,各国对浦东加强了渗噬。如德商于1900年设美最时洋行码头(今老白渡上游张家浜),1901年设扬子码头礼和栈(今其昌栈东),英商于1903年设开平矿务局码头(今民生路江边),美商于1905年设美孚码头(今庆宁寺),日商设老白渡码头和法商设永兴码头等等。浦东的命运仍然悬着。
  19世纪末的这场浦东主权危机充分表明了弱国无外交,依赖“以夷制夷”或可苟安一时,但往往成为强国交易的牺牲;即得一时苟安,前途也是危险的。这场危机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先进分子的民族意识与自强意识,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领导下,20世纪初浦东掀起了以维护土地主权为中心的卫乡护权运动。1902年,塘桥乡绅高守智率先发起状告英商怡和洋行蚕食公地、挤逼永济渡(今浦东塘桥)事,这场斗争,经官五任,历时10年,在同仁辅元堂与后来成立的浦东同人会、浦东塘工善后局等社团机构支持下,说动官府,组织了有华洋官民各方参加的按契清丈,终使怡和洋行退出所占公地,竖界结案,浦东民气为之一振。1905年秋,由爱国实业家、著名营造商杨斯盛发起不费官帑、不行摊收,辟筑大道,以阻洋商渗噬。这条大道,所费全由浦东籍营造业同仁和士绅捐输,西起陆家渡,东抵洋泾镇,并呈请官府“以路为界”,限制向洋商售让土地。同年,李平书等发起成立浦东同人会,所列要务首条即为“着眼于外力之抵御,禁止浦东地契转洋商道契”;接着谢源深、朱日宣等又成立了—个专以“清理洋商噬占沿塘公地,巩固土权”为宗旨的民间机构浦东塘工善后局,就是这个机构,到1918年就清理议结了10多家洋商公司侵占公地的案件。
  综上所述,19世纪末浦东经历了一场险被辟为租界的主权危机,回顾其始末及个中因果,对于加强民族自强意识是很有启迪的;对于提高把握机缘,加快浦东和上海发展的自觉性,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摘自《近代浦东散记》作者:许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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