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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同乡团体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8-02 ]
  上海有档案史料鉴证的同乡会共计119个,它们在社会功能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也各有自身的特色。浦东同乡会的特色尤其突出。浦东同乡会地缘关系特殊,现代化意识突出;在公益事业方面,更着重于浦东的开发,也比其他同乡会的自治意识更鲜明。
   
   
  上海的客籍同乡团体,大都以工商业者为主体,其经济来源也基本上是同乡工商业者的捐献和一部分会费。而各同乡团体的工商业者的特色,又往往渊源于地缘特色,也就是说和他们的故乡状况有联系。以往流传着“钻天洞庭”“遍地徽”以及“无徽不市”等说法,就是指洞庭东山的商人能够到各地乃至艰险遥远的地方经商,徽州商帮遍布各商业市镇。这主要由于洞庭东山、徽州地区山多,可耕地面积小,当地容纳不下人口的繁衍,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又如宁波地区山多,耕地少,人多地瘠,同样是难以养活人口的繁衍,宁波人将“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养成了宁波人外出谋生和“冒险之性”。(《定海县志》卷)潮州地区也是地少人多,被迫外出谋生。洞庭东山、徽州、宁波、潮州等类地区的商帮,大都远离故乡,到海内外商业繁盛的地方经商。但是浦东同乡团体的人士(其实也包括了浦南),故乡属于渔米之乡,而且与工商业最发达的大城市上海,仅一江之隔,无必要舍近求远到远地谋生。相反的是,苏北、皖北等地移民,从古代到近代陆续迁到浦东、浦南定居。总之,浦东地缘上距上海最近,派生出自身的特色。
  浦东同乡会与上海众多同乡会比较,大有不同之处。众多同乡会中,有的是以省为单位,包括省属各州、府、县的同乡,如山东、广东、浙江、安徽等旅沪同乡会都是会集全省同乡的组织。有的以府、州为单位,如宁波旅沪同乡会包括宁波府属的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石浦七县及附近地区。又如潮州旅沪同乡会,包括潮州地区的潮安、饶平、澄海、潮阳、惠来、丰顺、普宁、揭阳及汕头市。有的以数县联合为单位如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包括了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大多数同乡会则是以一县一城为单位,如吴江旅沪同乡会、昆山旅沪同乡会、丽水旅沪同乡会等。而浦东同乡会不以府、县为单位,而是以黄浦江左岸地区即浦东包括浦东南、浦南等临近浦江的狭长地区为单位,这也是地缘上的独特性。
  这种地缘关系,使这一团体比较松散,它的成员不限于“旅沪”。除在沪的同乡之外也包括在故乡的成员,又由于邻近上海,使浦东人来到浦西,在心理状态上,不像徽州人、宁波人、潮州人、山东人来到沪地那种远离故土的感觉。远离故土的客籍商帮,举目无亲的环境下,深感同乡最亲,因而越是远地来沪谋生的同乡团体,思乡情切,地缘文化心态造成的凝聚力越强,加以中国传统文化有“叶落归根”的观念,死在沪地的同乡,千方百计要将灵柩运回故乡安葬,否则就误认为变成了异乡的“孤魂野鬼”,使活着的同乡传统心理上十分凄凉。这种地缘文化心态,促使远地来沪的同乡团体,前期均在上海建立了会馆或公所,以便以同乡互助的力量在沪地创造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条件,使之生老病死均无后顾之忧。而浦东同乡会的前身是浦东同人会,建立于1905年,在此之前,并无浦东会馆或公所。但在1915年,浦东商帮和浦东同乡却筹资在上海南市三角街建立了浦东公所,1919年召开成立大会。但这所浦东公所的社会影响远比不上四明公所、潮州会馆等会馆、公所。以后浦东同乡会在上海的功能突出,影响巨大,而浦东公所反而无声无息,许多人只知有浦东同乡会,不知道有浦东公所。与此不同的是当潮州旅沪同乡会、宁波旅沪同乡会、山东旅沪同乡会兴起后,潮州会馆、四明公所、齐鲁会馆等与同乡会长期并存,会馆、公所的社会功能虽然有一部分由同乡会取代了,但会馆的作用仍然长期存在。上海不少会馆(公所)一直存在到新中国建立后,在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经济来源断绝,才最终消失。
  浦东公所的作用和影响为浦东同乡会所取代并非偶然。会馆(公所)的普遍作用有三:其一,作为同乡集会的场所;其二,作为祀神的场所;其三,办理同乡互助事业尤其是丧葬事务——“运柩返里”或就地集资建墓。
  以上三个方面作用就浦东公所来看:第一,以后浦东同乡会建立了浦东大厦作为集会场所,取代了浦东公所;第二,浦东同乡不再因袭旧式同乡团体的祀神活动,而是以厅、堂题额并悬挂同乡先贤遗像或玉照,代替祭祀神座;第三,補东、浦南与上海仅一江之隔,没有远地同乡团体“运柩返里”的困难,也不需要在上海互助办理建立同乡公墓的繁琐事务。
  以上三因素中,第一和第二个因素是由于浦东邻近上海,得风气之先,即以现代化西洋式的八层大厦建筑取代了旧式会馆那种“前宫后殿”“合庙堂于会馆”的建筑格式,又废除了祭祀神座的传统。第三个因素更是由于浦东距上海最近的地缘因素决定的,淡化了“叶落归根”的意识。这三个因素均直接、间接与地缘有关。
   
浦东同人会是地方自治的产物
   
  浦东同人会是浦东同乡会的前身,是由李平书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创立的。
  李平书(1853~1927),出生于浦东高桥镇小浜路李家桥。原名安曾,30岁后改名钟珏,字平书,号瑟斋,以字行。60岁后自称且顽老人。李平书幼年随父习医,精通医学。以后在官场生涯中,追求社会改革,抱定“医国”之志。曾在广州湾领导民众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1899年被革职后,致力于上海近代化建设,尤其在1903年后积极领导上海近代化市政建设,成绩辉煌。他大力倡导上海地方自治,力图以地方自治的资本主义改革对抗清政府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腐败统治,对社会的各方面推行资本主义式的改革。
  “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成立。这可作为上海地方自治开始的标志。”由此开始,李平书倡导的上海地方自治机构为上海城市发展作出一系列贡献,诸如兴办市政工程,扩充水厂、电厂,增开城门,拆城筑路,创办警察局,建立商团,组建上海救火联合会等等。他称得上是倡导上海城市近代化建设的先驱。
  1905年李平书在上海创建浦东同人会决非偶然,这与他此时倡导地方自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浦东同人会从名称来说,当时未称“同乡会”而称“同人”会,是有特殊含义的。“同人”亦称同仁,即“共同工作的人。”在“同人会”前加上“浦东”这一地区限制,它又明显具有地缘性(即同乡性)。意思是浦东伙伴共同推行地方自治。当时李平书是伙同浦东籍的几位著名人士共同发起同人会的,其中如:杨斯盛——营造界名人,早在1893年建成上海第一座现代建筑——江海关大楼;顾兰州——承建了英国领事馆、英商怡和大楼和先施公司等工程;王松云——参与承建哈同花园;黄炎培——教育界名人,后加入同盟会。另有商界名流叶惠钧,警务界名人穆湘瑶等,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地方自治的骨干。
  1905年,当李平书倡导创建浦东同人会时,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这一年上海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伸国权而保商利”全国群起响应。以李平书所说:当时抵制美货“一呼而应者千万人,俨若人人有公德心,人人有独立性,国民资格,骤然进步”。
  上述背景说明,在清末工商业者发展近代化经济的愿望下,成立了浦东同人会。
  浦东同人会不同于上海众多同乡会的方面在于它更着重于故乡——浦东的经济开发。浦东同人会创建后,李平书重视有关开发浦东的新闻事业,创办了《浦东》报,后改名为《新浦东》报;重视交通建设,筹建沪金铁路,其目的在于:“保运输之权利,图沿海实业之振兴。”可见其地方自治色彩很浓。李平书深悉教育事业的重要性,重视基础教育,在浦东大力兴办中小学校。
  当时限于资金筹措困难,李平书兴修铁路开发浦东的愿望未能实现,未竟之业,由其继承者——浦东同乡会的新一代领导人实现了。
  20世纪30年代初,浦东同人会改名为浦东同乡会,黄炎培等领导人,继承了李平书倡导地方自治的精神,致力于近代化建设,开发浦东的创业精神十分感人,在多方面作出了新成绩。
   
   
  上海各同乡团体是与上海城市发展同步的,他们内部的议会民主和管理上的自治精神,对上海城市现代化有一定的促进。浦东同乡团体在众多同乡团体比较中,现代化意识尤为突出。体现浦东同乡会现代化意识的几个主要方面叙述如下:
  (一)章程、规则、组织体系的先进性《浦东同乡会章程》于1932年至1933年度订立,以后不断修正,以期与时俱进,到1937年的《浦东同乡会修正章程》,在各同乡会会章比较中,不仅比较完备,而且体现出其现代化意识。在章程的总纲中提出:“本会以联络情谊,交换知识,对于同乡力谋互助,对于本会事业共图建设为宗旨。”有关会务方面规定了十一项:“一、发展生产事业;二、筹办互助事业、促进文化事业;四、举办慈善事业;五、策励储蓄事业;六、调解纠纷事项;七、改良风俗事项;八、督促自治建设;九、举办职业介绍;十、扶助善良昭雪冤柳;十一、其他有益于本乡地方或本会会员之事项。”以上海119所同乡会中规模最大、会员人数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同时现代化意识也比较强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章程与浦东同乡会比较,宁波同乡会“以团结同乡团体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所规定的事业为:“甲、生活调査;乙、实业统计;丙、普及教育;丁、广行慈善;戊、改良风俗;己、交换知识;庚、保卫乡人;辛、解纷排难;壬、讲求卫生;癸、职业介绍。”
  这两个同乡会的宗旨和章程,有许多类似之处。有关团结互助,举办慈善事业等项,是众多同乡会所共有的任务,但浦东同乡会强调了“发展生产事业”,这是许多同乡会,包括宁波同乡会在内所缺乏的。大多数同乡会的任务在于办理为同乡工商业者及广大同乡服务的后勤事务,并不直接组织生产事业,而浦东同乡会在组织故乡——浦东的建设事项方面,是众多同乡会都比不上的。浦东同乡会和宁波旅沪同乡会都重视“改良风俗事项”“自治”建设,重视文化教育,这些方面对上海城市的现代文明都有促进作用。在“改良风俗”方面,为了改变婚礼的铺张浪费和互相攀比的恶俗,浦东同乡会与宁波旅沪同乡会都经常举办集体婚礼,既达到节约的要求,又形成热闹欢乐的场面,符合现代文明。
  有关“自治”精神方面。同乡会属民众团体,非权力机构,依靠公约性的章则管理、整合内部,表现为“自治”性。浦东同乡会、宁波旅沪同乡会以及潮州旅沪同乡会,除了详细、明确的章程之外,各办事机构均订有具体的工作细则、规则等等。而浦东同乡会在这方面尤为突出,除会章外,另有《浦东同乡会理事会办事细则》规定理事分六个组,各司其职,即总务组、宣传组、文书组、调査组、交际组、会计组。每组工作各有具体规定。会计组中附有《浦东同乡会会计规则》,分为11条具体规定。浦东同乡会还订有《浦东同乡会监事会办事细则》共八条,有些条款下又分细条若干,其具体、详实是上海100多个同乡会的监事会办事条例、细则中所仅有的。以其中第三条为例即可看出细则名副其实的细:“第三条本会推定常务三人,其职务如左(原文为竖排体):1.稽核理事会之一切事项及弹劾理监事;2.召集各种会议并担任本会会议主席;3.批阅并处理本会各项文件;4.指导本会职员工作并考察其成绩;5.监督本会财政及一切属于监察范围事宜;6.按期将工作情形报告本会;7.其他关于日常事务。”反映出浦东同乡会以制度上的严格来保障自治方面的优胜。
  在组织体系方面。浦东同乡会与众多同乡会相比较,有明显的独创性。它在理事会、监事会和理事会属下六个组之外,针对各方面任务,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先后设立的专门委员会达20多个。其中有:法律专门委员会、文化教育专门委员会、纪念乡先贤专门委员会、房地产保管专门委员会、改进农业专门委员会等等。每一专门委员会,设专人负责,订有“办事细则”。反映出浦东同乡会对待各项任务,分工明确、要求明确。从众多同乡会比较中,浦东同乡会的组织制度最先进,反映出它的“自治”能力最突出。
  (二)发展经济,交通领先意识
  孙中山于1918年写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即体现出发展经济建设,必须以开发交通领先的意识。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地方干部才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经济建设的规律性。然而浦东同乡会的先辈们却很早就认识到了开发交通的重要性与首要性。
  李平书等人深切了解到浦东交通闭塞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1905年李平书创立浦东同人会后,首先着眼于开发浦东交通。这是有先见之明的。李平书于1909年提议在浦东筹建沪金铁路(从上海通到金山),但因资金困难,一时未能动工。此后到1920年,浦东的交通建设在黄炎培、张志鹤、穆湘瑶等人士的发动下,得以启动。
  兴筑上川铁路  1920年黄炎培邀集浦东同乡会中的实业家顾兰洲、陆清泽、凌云洲和当时任交通部门负责职务的张志鹤等,筹建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集资,向上海、川沙两县县府呈文租借上川公路所需土地,建筑公路行驶汽车。1922年开工。1924年10月间,经董事会通过,改公路为铁路进行建设。1925年10月8日,庆宁寺到龚路段竣工通车,长13.9公里。1926年,龚路至川沙段通车,至此,上川铁路全长21.15公里,全程设10个站。火车到达庆宁寺的班次,与浦东塘工局开设的浦江轮渡衔接,旅客下车后即可转乘轮渡到达上海外滩。1934年11月4上川铁路向东延伸到小营房。1936年3月,又向南通到祝桥镇。该铁路全长已达35.35公里。
  兴筑上南公路和上南铁路  1921年初,浦东同人会理事集资成立上南长途汽车公司,10月兴筑上南公路,北起上海县的周家渡,南达南汇县的周浦镇,1922年10月竣工,全长13.85公里。后在该公路基础上铺设轻轨,行驶火车,并在黄浦江渡口增设小轮船一艘,往返于周家渡和浦西南码头之间,免费接送旅客。
  上海众多同乡会中,捐款在故乡兴建公益事业如疏通河道,兴修水利,建筑桥梁者有之,但在故乡兴修铁路者,唯独浦东同乡会。兴修铁路困难重重,清朝末年许多地区,民间曾集资修建铁路,但结果大都不了了之。而浦东同乡兴修铁路,黄炎培建立股份公司,通过出售股票招股集资,解决了过去李平书难以解决的资金匮乏问题。又以向地方政府租用官道,路权归政府,上川公司承租经营,从而使上川公路解决了筑铁路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这一产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办法也是创举。上川铁路建造中为解决道口交通阻塞问题,还创造了上海城郊最早出现的立交桥。
  此外,浦东同乡会首创过江轮渡,疏浚贯通浦东东西方向的两条河道等,都说明了浦东同乡会的交通领先的先进意识。
  (三)保护生态环境的先进意识
  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们普遍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推动下,经济迅速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西方先进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的启发,我国各省市才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城乡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浦东同乡会在会议的提案中和向政府部门的呈文中,却反映出已经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关系到浦东与上海人民共同的生态环境。黄浦江能否保持深度、宽度,关系到上海对国内和海外的交通和商贸。又由于黄浦江的许多支流联系着上海和浦东、浦南的广大地区,涨潮和落潮联系到广大城乡河水的流动,所以黄浦江的卫生又关系到上海城乡广大地区人民的健康。但旧上海,政府腐败,官僚们以权谋私,不关心对黄浦江的环保问题。而浦东同乡会却十分关心维护黄浦江的生态环境。
  1934年2月,浦东同乡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在10多项提案中,对黄浦江生态环境维护的提案,成为很突出的提案。提案中的第一案是有关国民教育、农工商生产、交通事业等项;而第二案是由理监事会提出的,共四项,都是涉及黄浦江治理的问题:“1.黄浦江应测定宽度,核定岸线,禁止侵占。用挖泥机船,随时疏浚,以维现状。2.沙田局浦滩多变升科,为害甚巨,既定宽度,无科可升,应请裁撤沙田局,以杜后患。3.黄浦水流,两旁易有淀泥,日久成滩成埂,贻害全河。宜用挖泥船,随时次第挖除。4.华租两界,日运垃圾至龙华南北,船户擅自起卸,随处拋掷,或沉或浮,有碍卫生,危害农作。应请政府改变办法,易舟为车,载入内地低处。”
  在第四案中,由监事潘志文提出:“浦东洋泾港(白莲泾、赵家沟、东沟、高桥港、杨思港、长浜等)市府定为二等主干河……应建议浦东主管官厅,确定计划,分年疏浚,其经费由事业费或建设费项下拨用,并由受益之农商各户分捐负担。”也是关系生态环境问题。
  上述提案,联同有关教育事业和改善劳苦人民生活的提案,于会后呈交政府部门。
  1935年4月13日,浦东同乡会分别呈行政院、内政部、江苏省政府、上海市政府,为请整理黄浦江水道等问题。呈文提出:“为黄浦水道日渐浅狭妨害商务、农田,请求设立整理机关。”呈文说明:“黄浦上承淀泖波涛浩渺为全国商务之枢纽,为江浙农田命脉,考松江府旧志称浦面阔六七里至清季浚浦局实测报告,则董家渡仅阔845英尺,地近商埠地价较昂,牟利之徒朝填夕占,若不加以限制,必至如浍如沟,吾江浙膏腴之地悉成石田,而大舟不能直达湖杭,则运输不便,商务亦将减色。”拟请当局“仿照整理长江办法组织整理机关,细察弊病之原,博施挽救之策,维护商务,保卫农田”。附呈的几条具体说明如下:
  1.黄浦江水势浩瀚,两岸坍涨靡常,然东坍即西涨,西将必东涨,故浦面不致骤狭,近来地价日高,人心日巧,遇涨则运泥填高,砌石成岸,使其不能复坍,遇坍则以科学方法阻其怒潮使之流缓,于是两岸有张无坍,数十年后可成平地,似宜细密测丈,规定宽度仍用浚浦局旧法核定岸线,遍立界石,禁止侵占,并用挖泥船随时疏浚,以保持规定之宽度。
  2.黄浦水流湍急,遇有汊港水即分流,其势稍缓,故沙淀口外,迨至汊港潮退,中洪畅流而两旁力弱,必有淀泥日积月累,甚至伸入浦心横亘若堤,成滩成埂,最足贻害全河,是宜精密测量,审其缓急,用挖泥机船次第铲除。
  3.各县沙田局岁有比较,遂致任意升科,夫沙田之利,非如农作物之生生不息,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也,以此为利正如饮鸡止渴,害更甚于苛捐杂税,况不肖官吏勾结地贩舞弊营私,或一地两升,或以无为有,或以多报少,甚至诉诸法律而法院无法判断,案搁数年者时有所闻,若能规定宽度即应裁撤此局以杜后患。
  4.上海华界租界日出垃圾不知几千万石,日以小船运至龙华南北,堆积浦岸,船户懒于起卸,随处拋掷,质轻者漂流水面,浦潮所到之处无不波及,妨碍卫生,害农作物,而水道之淤浅即以此为媒介。“拟请市政府建筑焚烧场所,使其尽成灰烬不致妨碍河流,亦保持浦面宽度之一策也。”
  由于当时黄浦江大部分流域属江苏省,浦东同乡会又以同样文件呈江苏省建设厅。
  从上述呈文可见,浦东同乡会不仅具有维护生态环境的先进意识,而且对黄浦江水文情况有着比较切实的了解。浦东同乡会以民众团体的地位,向政府当局恳切陈词,请求整治黄浦江,强调这是关系到商务与农田利害的重要事项。然而,国民党当局各衙门官僚作风,层层推诿拖延,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批文称:“查本部水利事项业已移转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察核办理。”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批文也是“函请全国经济委员会査核办理”。全国经济委员会复函称:“本会抄附原件令饬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核议具复在案,应俟呈复到会再行核办,相应函复査照。”
  1935年8月31日,上海市政府抄发江苏省政府咨复原文。将浦东同乡会呈报的几项问题略为答复,最后称:“现值浚浦计划正在次第实施未便轻易更张。呈祈察核等情前来,业经本府函请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核并分别函复批示。”
  尽管当局不一定认真实施浚浦方案,但浦东同乡会对于整治浦江问题所反映的维护生态环境和关心商务、农田利害的情怀是可贵的。浦东同乡会的这一举措,属于为公益事业向政府部门提供建议,从其发挥民众与政府间的桥梁作用来说,又体现出其中介功能。浦东同乡会维护生态环境的精神,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在当前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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