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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同乡会的社会功能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8-09 ]
  上海浦东同乡会是继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李平书创建的浦东同人会的同乡团体。浦东同人会于1928年7月改名为浦左同人会,在原来浦左的奉贤、南汇、川沙和跨浦左的上海、宝山5县基础上,又增加了浦左的金山和跨浦左的松江2县,合计为7县浦左区域内的同乡组成。1931年定名为浦东同乡会。它是上海众多同乡团体中规模最大的同乡团体之一,它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可归纳为互助、公益、中介、“法制”4个主要方面。
   
   
  浦东同乡会的各项事业都是互助基础上的成果,在其章程的总纲中即提出:“本会以联络情谊,交换智识,对于同乡力谋互助,对于本会事业共图建设为宗旨。”同乡之间的互助是完成各项事业的途径,也是各项事业的目的。
  建造浦东同乡会新会所,是该同乡会成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上海众多的客籍同乡会,普遍不注重会所馆舍的建筑,不少同乡会是借房办公,或借同籍会馆的馆舍开会,这是同乡会与会馆(公所)的区别之一。浦东同乡会原来没有同籍会馆的馆舍,聚会、办公均感不便。
  浦东同乡会于1933年组成建筑会所专门委员会,进行募集款项,购买土地,筹划、设计,经过同乡互助,终于建成了钢骨水泥结构的8层大厦的新会所。新会所被称为“浦东大厦”,一部分用于同乡会办公和活动,大部分出租,租金存入银行生息,同乡会的经费也有了充足的来源。租金利息又往往用于救济同乡、支援家乡建设。这一事实体现出互助是手段也是目的,也就是说互助产生的成果,再发挥互助的作用。
  为了有区别地发挥财力不等的同乡的互助效益,浦东伺乡会建造新会所时釆取了“厅”“堂”“室”题额方式,题额是根据捐款数额决定的,但也反映出捐献者的身世和文化思想特征。
  捐款题额方案公布后,浦东工商界巨富和普通殷实业主,量力而为踊跃捐款。结果,赠纪念章、题名悬像,题额于厅、堂、室者,均一一落实。例如:浦东大厦中之“水利厅”,建筑募款时,“沈梦莲、穆藕初二君各领一堂队,陈子馨、潘志文二君合领一堂队,会商结果,三堂并为一厅,以浦东重农,农之大本在水利,愿后人之勿忘,因命此名。”又如“轩辕堂”,“金鸿翔君执西服业牛耳,偕同业募巨金成此,以永纪念。”又如“鸿生室”,“刘鸿生君在浦东兴实业,闻本会建筑,慨捐5000金,因以君名此室。”
  浦东同乡会创办诊所、医院、学校,从事多种救济事业,无一不是以互助为基础的,而这些互助成果,却又转化为公益事业,各项公益事业都一概离不开互助。
   
公益功能
   
  浦东同乡会绝大部分活动,属于公益活动,绝大部分事业,属于公益事业。
  1934年2月第四届会员大会的提案中,即充分表现出公益事业的主导思想。也有些提案反映出推进城市现代化的现代化意识。在14个提案中,10项属于公益事业。其中第一提案提出:“国民教育应力谋普及”;“农工商等生产,应积极指导,而苛捐杂税应免除”;“交通事业,以民营为原则,其次官民合办”;“河渠桥梁道路,应量地方财力,次第兴办”。第二提案提出:“黄浦应测定宽度,核定岸线,禁止侵占。用挖泥机船,随时疏浚,以维现状”;黄浦水流,两旁易有淀泥,日久成滩成埂,贻害全河,“宜用挖泥机船随时次第挖除”;“华租两界,日运垃圾至龙华南北,船户擅自起卸,随处拋掷,或沉或浮,有碍卫生,危害农作,应请政府改变办法,易舟为车,载入内地低处”。
  以上提案反映出浦东同乡会重视公共利益,力求在教育、农工商生产、交通事业、黄浦江水道以至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所改善。这些事业不仅限于同乡的利益,而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利益。
  此外,浦东同乡会关心从浦东去浦西打工劳工的生活状况。其提案中提出:“同乡之在沪业工者,以水木业为多,其唯一消遣为逛马路,入游戏场,或赌博等”。似宜由同乡会分区借定公共场所,“举行同乐会,按周按月演讲有益身心之事或开放演电影等等”。又提出:“会员只身谋生于沪者居多,膳宿非但不经济不卫生,且易为环境所诱而堕落,似宜由同乡会试办一会员公共膳宿场所,用合作办法,以百人为一单位,以合于经济卫生为原则,而每日由会派员演讲人生不可少之修养。”另有提案提出:“贫病同乡在沪极为可怜。似可特约热心会员所办之医院”,“请定减费或免费办法,凡持同乡会证明书者,一律为之诊治。其医药费由会酌偿之。”
  浦东同乡会能提出如此关心同乡中去浦西打工劳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又如此关心在沪贫病同乡的医药问题,可见它把关心公益事业的视角更多地放在社会下层劳苦同乡方面。这些问题所反映的是浦东同乡会的性质冋题,也就是说它并非仅仅是为工商界上层服务的,而是普及到广大阶层,普及到来沪打工的劳工和贫民。它的公益功能的社会层面是广泛的。
  浦东同乡会会员大会提出的许多有关公益事业的提案,再交理监事联合会议决处理,其中凡是必须由政府部门解决的事项,即“呈函”有关部门;凡是可由同乡会直接办理的事项,同乡会则在同乡互助基础上一一办理。
  浦东同乡会设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是各办事机构。这些专门委员会所承担的任务,绝大多数属于互助基础上的公益事业。如:文化教育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推进文化教育的各项事务。业余倶乐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多项文娱、体育活动。
  浦东同乡会的公益功能还包括“救济功能”,而浦东同乡会的救济事项是大量的而且十分突出。
  平时救济事项是凡同乡遇到困难,即帮助解困。例如:1931年省府开征冬漕每石加征2元,而这一年浦东因雨量过大成灾,秋收减产,浦东同乡会即呈请江苏省府财政厅免征冬漕。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黄浦江自十六铺以北,交通阻断。浦东同乡会自15日起,特备卡车,遣送逃难同乡至南市江边码头,以民船渡至周家渡,搭乘上南小火车至周浦等处,各自散去。并在杨思桥及周浦,设临时收容所。又将浦东医院迁设于三林学校内作为后方医院,以备遇轰炸之难民得到救护,前后11日内,遣回难民近万人。10月底至12月26日,同乡会先后成立救济收容所12个,工作到1938年5月底才结束。直至1939年2月底救济难民办事处才解除责任。共收容难民7882人。不仅供应食宿,还免费进行教育,免费医药。
  浦东同乡会在救济难民工作方面,比上海其他各同乡团体工作的时间都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项工作是抗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慈善事业,也属于该同乡会的公益功能。
   
   
  浦东同乡会经常向政府部门提出广大同乡的要求,在同乡民众与政府之间起“桥梁”作用,这种向政府部门传达民众呼声的功能,也就是中介功能。
  大量涉及到同乡或非同乡的市民或农民利害的问题,不是同乡会这类民众团体能够处理的,必须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法令调动人力物力,才能够解决。同乡会的义务是向政府有关部门传达同乡民众的有关要求或有关呼吁,因此,中介工作成为同乡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以治理黄浦江水和整治上海生态环境的要求为例,浦东同乡会在会员大会上提出了有关治理浦江水道和整治浦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提案,浦东同乡会于1935年4月13日,分别呈文于行政院、内政部、江苏省政府、上海市政府。提出:“为黄浦水道日渐浅狭妨害商务、农田,请求设立整理机关。”又指出:“黄浦上承淀泖波涛浩渺为全国商务之枢纽,为江浙农田命脉,考松江府旧志称浦面阔六七里,至清季浚浦局实测报告,则董家渡仅阔845英尺,地近商埠地价较昂,牟利之徒朝填夕占,若不加以限制,必至如浍如沟,吾江浙膏腴之地悉成石田,而大舟不能直达湖杭则运输不便,商务亦将减色。”拟请当局“仿照整理长江办法组织整理机关,细察弊病之原,博施挽救之策,维护商务,保护农田”。
  浦东同乡会又于同年5月分别致函上海市公用局、卫生局,有关东昌路“尘灰飞扬,妨碍公共卫生并有害沿路农作”事项,建议“派洒水车前往浇洒”。11月致函上海市公用局,请“准免浦东各小轮停泊码头费或另指一免费公用码头”,主要是为浦东各村的小轮船主和广大农户减轻经济负担着想。航行于浦东内河各乡村的小轮船,便利浦东商农,浦东同乡会请示码头管理处给一免费公用码头或在董家渡木排处上下,或免收停泊费。
  浦东同乡会向当局的呈文,着眼于浦东民众行旅、农产品运输的便利,关系到浦东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经济利益问题。
  浦东同乡会反映广大同乡民众的呼声,对市政有关部门的呈文是经常性的、大量的,所代表的阶层利益是广泛的。例如:1933年1月15日,浦东同乡会为请求免去冬漕加征2元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浦东知名人士马相伯、姚文枬、吴宗濂、沈恩孚、秦锡田、张毓英、杜月笙、黄炎培等在呈文上署了名。呈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肆意向人民搜刮,“言而无信”。请行政院迅电苏省“永免加征,毋再食言”。
  同年8月26日,浦东同乡会又电行政院,指出:当局“年复一年失信于民”,又指出:“国以民为本,爱惜一分民力,即所以培养一分元气,果有展现加征之议,请弗再予核准,无任迫切,待命之至”。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杜月笙、穆藕初、黄炎培、沈梦莲、吕岳泉署名。
  浦东同乡会的这种中介功能,也表现为代表地方民众经济利益,向当局作合法斗争的形式,结果取得了成效。江苏省政府于1933年9月5日会识决议,“冬漕每石加征之2元,自1933年度起即行取消”。
  浦东同乡会支持同乡民众的治安要求。20世纪30年代,浦东地区盗劫案时有发生,农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并严重影响商业贸易。浦东农民致函浦东同乡会,企望同乡会向当局要求严缉盗贼,维持治安。浦东同乡会总是有求必应,于1933年11月27日,致函上海市公安局反映并支持农民的治安要求。上海市公安局复函表示:“除分别限期侦缉赃犯归案究办并饬严密防范外,相应先行函复。”如此支持同乡民众治安要求向公安部门致函的事项,年年都有,几乎浦东多处的治安事件,都得到同乡会的关心。
  此外,浦东同乡会还帮助松江县产盐业工会向盐运当局转函,反映官府肆意勒索盐民使盐民难以活命。这些具体事例说明浦东同乡会发挥中介功能的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民生主义”的虚伪性,反映出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法制有多种涵义。广义指国家法律制度的总和。一般指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狭义指法律制度,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或仅指法律秩序。浦东同乡会不是政权机构,而是民众团体,它没有严格意义的法制,在此只是借重“法制”这一词汇,来表达浦东同乡会作为民众团体的“自治”性和依法维护同乡民众利益的功能。
  浦东同乡会这一民众团体,对外不属权力机构,对内没有强制性机制,只能靠“民主与法制”的办法管理内部、整合内部。浦东同乡会的“民主与法制”办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各方面的工作都订立了章程、规则、细则。这些章则是依照民主形式的议会,讨论制订并表决通过的。各项较重要的工作都制订章则,是“立法”的缩影;而各方面工作依章则办事,是依法办事的缩影。同乡会是民众自愿结合的团体,内部管理上,没有上级下达的权力,不能靠权力管理内部,只能依靠章则来整合内部。
  《浦东同乡会章程》于1932年至1933年度订立后,历年不断修正,到1937年的《浦东同乡会修正章程》,已成为较完善的章程。理事会订立了《浦东同乡会理事会办事细则》,附有《浦东同乡会会计规则》。监事会订有《浦东同乡会监事会办事细则》,6个专门委员会各订有细则。浦东同乡会这种各层次、各分支机构各有章则,每一工作部门订有细则,事事有章则可依,处处照细则办事的体制,是“法制化”的“雏形”,是这一市民自治团体趋向“法制化”的进步表现。
  浦东同乡会对内依章则整合内部,而对外则依法维护同乡的合法权利。这里所说的“法”是当局的法,依法保护同乡合法权利,对当局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依法保护同乡的事件可分几类:
  (一)为蒙冤同乡申诉;
  (二)反对税警欺压盐民;
  (三)依法保护商民;
  (四)依法保护会员。
  浦东同乡会依法维护同乡民众的利益,这种追求法制、依靠法制、运用法律武器的精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但浦东同乡会依法维护同乡民众利益也是有限度的,当时的“法”在全方位上说是维护统治阶级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的,但老百姓仍然向往有法可依,害怕“无法无天”。
  综上所述,浦东同乡会的互助功能、公益功能、中介功能、“法制”功能,充满了爱乡、爱国的精神,构成浦东同乡会存在的价值。它在扶危济贫,为广大浦东同乡纾忧解困,以及申诉冤案等方面,不断地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对当今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浦东同乡会修正章程》,上海市档案馆Q117—1—16。
  ②《浦东同乡会年报》1936年“大事记”,上海市档案馆Q117—134。
  ③同上。火柴大王刘鸿生本属宁波籍,因在浦东大兴实业也被视为半个浦东人。
  ④浦东同乡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之提案,上海市档案馆Q117—1—15。
  ⑤浦东同乡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之提案,上海市档案馆Q117—1—15。
  ⑥同上。
  ⑦同上。
  ⑧同上。
  ⑨上海市档案馆Q117—1—4。
  ⑩上海市档案馆Q117—1—15。
  ⑪上海市档案馆Q117—1—35。
  ⑫上海市档案馆Q117—1—35。
  ⑬同上。
  ⑭上海市档案馆Q117—1—56。
  ⑮同上。
  ⑯同上。
  ⑰同上。
  ⑱《浦东同乡会修正章程》,上海市档案馆Q117—1—16。
  ⑲上海市档案馆Q117—1—1。
  ⑳上海市档案馆Q1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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