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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乡护权中的浦东塘工善后局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8-30 ]
  浦东塘工善后局(以下简称塘工局)成立于1906年,隶属行政官署,是一个半官方的民间机构。该局所辖范围在黄浦江以东二十二、二十四保各图,即洋泾、塘桥、高行、陆行四区。塘工局历时21年,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将其收归国有,所办各类事宜分别由秘书处、财政、工务、土地、公用、教育等局会同接收,该局撤销。
  塘工局的创设源于前一年的一场灾难。1905年秋,海潮泛滥,浦东沿浦土塘冲决多处,田禾淹没,棺木漂流,受灾范围遍及洋泾、塘桥、高行、陆行四区。在知县汪瑶庭的组织下,各乡民立时抢堵缺口,以遏止横流。1906年春,图董凌汝曾等兴工移筑新塘两段,工长813丈5尺,又修整老塘及圩岸长1562丈,并在新塘内外建筑码头、桥梁、水柜,共花洋2000余元。时任东乡学区高陆行局职董的谢源深、朱日宣、朱有恒、朱有常等认为,之前的灾难是由于土塘无人管理,年久失修造成的,为此向上海道请求批准成立塘工局以养护土塘为善后工作。初设立时,该局未建房屋,暂借庆宁寺内办公,后于1908年至1909年在二十二保二十九图东沟口建局屋70余间,分为中堂、董事办公室、账房、大花厅、东客座、画书房、膳堂、测绘员卧室、司事卧室、粮柜房、厨房等。
  塘工局内设监督一名,董事两名,帮董若干,书记、录事、管卷、收发、绘图、庶务、会计、收款员各一名。监督由历任上海知县兼任,是名义上的,不领薪水。该局从始至终都由其发起人谢源深和朱日宣主持各项事务,其间并未更换过董事(谢源深于1921年逝世,之后由朱日宣一人主持直到撤局)。据民国《上海县志》记载:谢源深,字志澄,号酉山,赋性聪慧,读书过目成诵;1887年入邑庠,有志于经世之学;1894年中举人,深感时局日危,文字不足以济变,决计不应会试,专致力于乡里公益;1905年秋身任修筑之役,工竣谋善后,建议设塘工局,考虑到地方款细不获,出私资赞助。他力持正义,不屈不挠,在交涉期间迫使各洋商就范,又创办道南小学,规划周详,成就甚众。1911年,当选咨议局议员,于地方利弊建议很有心得。谢源深平时深居简出,不欲以声名自居,但凡遇到乡里争议,乡民多请他出面调解,当时的人称其有隐君子之风。1921年卒。享年52。1922年塘工局疏浚咸塘浜,将挖出的泥土填筑沿浜道路,为纪念谢源深,取名源深路(1970年拓宽改建成今路面,即北起黄浦江边,南讫杨高路)。关于朱日宣的资料很少,从《川沙县志》的概述中可以知道,他生于1863年,名福田,张桥新陆村人,历任宝山塘工局委员、上海县浦东塘工善后局董事等职,1928年卒。其好友江南水利局总办沈佺在塘工局《十年提要记》中回忆到,他与朱日宣在督修宝山塘工时共处数年,认为他为人能做到言行相符,值得信任,当塘工局创办之始,草味经营,而又阻力横生,多亏朱日宣等热心毅力不以困难自阻,始有成绩可观。历任帮董的有陶锡年、潘光宾、凌云曾、朱有恒、朱有常等,他们多为当地乡绅。管卷、绘图、录事员聘请专职人员担任,月薪16元至26元不等,而书记、收发、庶务、会计、收款员多由帮董兼任以节约经费支出。
  塘工局刚成立时所需的资金除了董事提供的少量私人资助外,主要来源于田租。该局成立后将民田压废的土地收管分给当地乡民耕种,并向其收取田租,计有旧塘基、塘沟留步免课公地700余丈,合田80余亩,又二十九图内沿浦坍剩免课公地两处约80余亩。此外,该局请人在其修筑的土塘上种植芦柴以抵御风潮并可出售收息以赀岁修。从1906年到1926年的历年收支报告来看,塘工局的主要收入可以分为缴价银、公产收入、公物收入及民国元年之后开办的公渡收入,其中缴价银即通过与占用公地的洋商交涉后达成协议,由洋商支付地价所收到的费用,为其收入的大宗;公产收入包括房租和田租;公物收入即物产银圆,包括卖出田园菜蔬花草和沿塘树枝柴所得;轮渡收入为公益轮、同福轮、拖船所收的船资和第三营津贴煤火钱。其主要支出为工程建设费用、办公费用、
  员工薪水支出,以及杂支。通过收支对比可以发现,该局在大部分时间内入不敷出,但是,他们仍苦心经营,开办众多力所能及的工程,其成果令人惊叹。
  塘工局的主要工作是在浦东区域内养护海塘,清理公地契地,辟筑道路码头,统一处理中外土地交涉案等。兹分述如下:
  其一,修筑及维护塘工。浦东自二十二保四十三图迤东北至二十九图上宝交界止正处于吴淞海口之冲,突如其来的海潮常使护塘坍进,不得不迭次移筑,塘工局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修筑这些护塘并做好善后工作。期间除了刚设立的两年移筑新塘803丈5尺,修筑老塘及圩岸1562丈,之后在塘工方面并无太大的工程,只是每年定时进行维修保养。其修筑经费除辅元堂、陆行局、洋泾局的少量筹拨之外,主要由谢源深、朱日宣垫款济用,既无官款拨给,亦未就地摊派。每年塘工养修经费也未向官方请领,采取从公地取息的办法,即从上述免课公地上所种植的芦柴售价中取息专为培修塘工之用。
  其二,清理被占公地。未设塘工局以前浦东厂栈林立,轮埠衔接,该地并未开设租界,不应出现洋商如此频繁租用地亩的现象,经塘工局调查发现:一方面,旧有塘长和地保玩忽职守,串通当地居民将公地指认为涨滩,先后赴升科局、滩地局缴价冒领田单,盗卖给洋商,得价分肥,导致土地丧失主权;另一方面,滩地局、升科局专注于增加收入,只要有缴价之人并不问其为地贩还是为业户,也不论缴价之地为公地还是为涨滩,一律作为新涨滩地填发单照,使得地贩人等有隙可乘,导致冒领盗卖事件层出不穷。为了收回土地主权,塘工局常年与各洋商进行交涉,历时最久的案件达10多年。但是,各洋商在盗卖的公地上经营已久,该局与之磋商时虽坚持辨明地属公产,并非涨滩,但一般无法收回公地,只能让其缴纳地价,收归公用。涉及纠纷案件的外商有日商三井、川崎,美商合义、美孚,英商太古、亚细亚、开平、和丰、耶松、怡和,瑙商(即挪威商人)霍尔德等。此时,塘工经费虽然有公地取息,但是不能敷用,洋商所缴的地价用于塘工岁修并推行于河工、路工及修造局屋、桥梁、津渡等事。
  其三,筹办路工。塘工局成立不久,便与绅董李平书、潘伟绩等人联名请上海道瑞徵吊销原来买卖土地时所需的官戳,规定以后浦东地亩必须由塘工局与会丈、滩地等局一同勘丈査明方能给照转契,免致公地为民间影射盗卖。随后,塘工局在二十二、二十四保各图之内全面清理公地作为浦东辟筑马路之用,将路工视为与塘工并重,其路工可考者如下:修筑赖义渡街道290尺半,陆家渡塘路131丈1尺,洋泾镇东西街道1703尺,局前马路145丈,又59丈8尺,董家渡公路364尺8寸,北洋泾马路370丈8尺8寸,洋泾东路285丈,西新桥路76丈,寺前浜路483丈,杨家渡街万萃路185尺,震修路1454尺,塘桥路1134尺,开筑上川县道等,各项路工及安设阴沟瓦筒栽植树木都斟酌地势,妥为办理,足以护塘基而惠行旅。
  其四,兼办河工,设立轮渡。为了便利农田、水利、航运,塘工局开浚了都台浦工长3600余丈,马家浜工长2690丈,华漕澾工长1526丈,庄家沟工长1040丈,又先后开浚塘沟,开挖大将浦、盘湾、东沟口、拦沙,挑浚寺前浜、西新塘两河。东沟至上海常有风涛之险,该局设立轮渡,先由道县出示公告,再租轮试办,开始时多用于官方用途,例如军警投递文件、解送人犯、领发饷械乡柜、报解钱粮、运输物料,在时局紧张时,日则因公行驶,夜则轮班巡缉,后来因为经费紧张,便搭行人,酌量收取渡资,行人往来尤称便利。
  其五,修造桥梁、津渡。塘工局在上海知县的支持下,规定沿浦各工厂、住家都必须留出地面以保证沿江公路宽8尺,让公地亩由塘工局给予补偿,经过统一整顿后,修建新型桥梁、码头以利商业、民用往来,如重建赖义渡码头、董家渡码头、西渡码头、东沟口内外义渡码头、北洋泾津渡口码头,辟筑永兴码头及寺前浜之东西香花石桥、洋泾之南北定水桥、都台浦之张胜桥,并局前沿河驳岸等。
  其六,设立学堂。塘工局除在其建造的局屋中附设蒙学堂、东沟小学之外,另于陆行镇设立都川初等小学,金家桥镇设立三修初等小学,张家桥设立求志小学,陆家行地方设立振南小学,庆宁寺设立问道小学以及在新陆第一桥设立公立甲子学校,同时,历年捐助陆行各校经费至1000余元,勉励浦东贫苦子弟报名入学。各该学堂经费不敷都由该局垫付,各董事、帮董也常以个人名义进行捐助以扶持教育。
  其七,协助维持地方治安。高行、高桥各镇抢劫、偷盗案件叠出,浦东防卫主要分驻在上川交界、上宝交界、西新塘三处,1906年留防营第十三队被派至东沟修筑土塘并维持治安,塘工局请其帮助种植芦柴,并为其提供伙食。1907年冬淞沪巡防第五营奉命驻扎东沟口并无营房,只好暂借庆宁寺房屋办公,该营巡防北自高桥镇坐跨上宝两境,东至高行镇坐跨川上两境,南至六行金家桥各镇毗连南汇县境,对浦东防务最关紧要,于是,塘工局自告奋勇在局屋边上为其添购地亩,并增建营房作为屯兵之所,方便该营控制各分防,保护地方。1908年浦东枭匪出没,群情骚动,塘工局深恐乡人愚昧不知,搀入暴乱,协同军警挨家挨户地关照,谕令乡民回避得免殃及。
  上海开埠后,浦西城北一带荒瘠的土地上,迅速建设起繁华的都市,成为通向世界的贸易中心,而一江之隔的浦东腹地,仍是芦苇弥望,风气蔽塞的穷乡僻壤。但是自塘工局创立以后,广厦宏开,风气为之一变,邻局附近渐渐聚成市集,且以此为洋泾、塘桥、高行、陆行四区文明之中心。该局由塘工到河工而路工而防务而学务而善举而航业兼筹并顾,成绩灿然。更为可贵的是该局既不向政府申请公款,又不向民间捐集资金,空拳奋张,只以清理公地缴价为借手,资金不足的时候则设公轮为挹注,苦心孤诣,毅然支撑21年有余。塘工局于地方事业、土地主权殚精竭虑,兼营并进,不因限于财力而废弃,或由于阻力而退却,乃于万难之中筹垫经费,积极进行,但求有益于地方,不复于个人亏耗损失稍存顾虑,收支报告辨晰分毫,领事、洋商亦因其信用而就范,无暇隙乘,当时上下各级官厅无不力为维持。1913年因其突出表现,获大总统褒扬匾额。
(摘自《近代浦东散记》,作者:朱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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