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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浦东同乡会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9-13 ]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浦东同乡会作为一个同乡团体组织,在抗战中也同样投入到抗日救亡热潮之中。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本文通过浦东同乡会在抗战初期的几件事,来赞颂抗日民众所体现的伟大民族精神。
   
浦东同乡会领袖们的抗日行动
   
  浦东同乡会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在上海的浦东工商界和社会头面人物的组织与领导,诸如黄炎培、穆藕初、王一亭、杜月笙、万墨林、张志鹤等,他们都是浦东同乡会的常务理事或监事。他们也是当时上海社会的知名人士,面对日军的侵略,他们奋起反抗,以多种形式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参与抗敌后援会的活动  1937年7月23日,在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上,黄炎培、杜月笙、穆藕初3位浦东同乡会的领袖人物担任了该会的执委。7月25日,在第一次执监联席会上,黄炎培和杜月笙被推为主席团成员。杜月笙又担任筹募会主任委员。7月29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召开会议,该委员会成员中有浦东同乡会的穆藕初、黄炎培、潘志文、吕岳泉。当时上海工商界的主要人物多为该委员会委员。8月6日,穆藕初捐助5000元。为此,抗敌后援会致穆藕初函表示钦佩。杜月笙作为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6日,在广播电台发表了筹募救国捐演讲。杜月笙本人也积极带头认捐,10月20日捐棉背心3万件。万墨林捐棉背心1000件,潘志文经募棉背心900件,张志鹤经募棉背心300件。
  作为抗敌后援会的主要主持者,杜月笙还积极购赠防毒面具1000只给八路军。
  黄炎培和杜月笙是抗敌后援会的主要人物。在1937年8月和9月中,该会主席团会议共召开了43次,黄和杜分别参加了24次和39次,两人在该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黄炎培非常重视战况的调査,这期间,黄炎培看着敌机轰炸的风险,9次往返于京沪,大力协助政府募集救国公债。
  利用舆论工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抗敌后援会还设立有宣传委员会,制订了详细的计划。1937年8月间,杜月笙、黄炎培、穆藕初、王一亭等分别在大中华电台、上海电台、中西电台发表抗日宣传演讲。浦东同乡会理事蔡钓徒为宣传抗日而遭到日伪杀害,年仅34岁。蔡钓徒系浦东陈行人,1905年出生,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思想激进,言辞犀利,触犯当局,曾两度被捕入狱。他交游甚广,与杜月笙、虞洽卿往来密切,同时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有交往。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宣传报道抗日新闻。1952年,蔡钓徒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浦东同乡会理事中另一位报人瞿绍伊,先在东北长春办报,归沪后,入《申报》馆,为该报主笔。抗战期间,他远走川陕,主持当地报社笔政,呼吁抗日。
  浦东同乡会的其他理事、监事,在抗战中也同样以多种方式参与全民抗战的行动。如久记营造厂老板张效良曾亲自指挥员工在一星期内为十九路军建造多座桥梁。另一位浦东人,建筑理论家杜彦耿则率领《建筑月刊》编辑部全体人员为抗战防御工程提供施工图纸,筹集建筑材料运往前线,修固工事。浦东人穆湘瑶将亲友为其祝寿的礼金2526元捐助给东北抗日义勇军。浦东人万墨林在抗战期间留守上海,收集情报,转运物资,先后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政府。浦东同乡会领袖们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敬重。
   
开展难民救济收容工作
   
  抗战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居民流离失所,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即发动慈善机构、旅沪各同乡困体等开展难民救济收容。其中,浦东同乡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设立了救济难民办事处。从1937年8月15日至12月31日,浦东同乡会先后设立12所收容所,收容人数多达4000多人。当时浦东同乡会会所浦东大厦杜厅内难民拥塞,管理为难,后逐批分送各处收容所。浦东籍难民大多住在城隍庙内各业公会和殿堂,如香雪堂住160人,黄酒公所住150人,珠业公会住160人,城隍庙内园住415人,铁业公所住150人,星宿殿住104人等。在浦东的周浦和杨思2处当时也设有收容所,沿浦的周家渡、白莲泾、塘桥、老白渡、赖义渡、洋泾6处设有发米站。
  浦东同乡会在救济难民同时,还帮助难民从事生产,注重难民的疾病防治。
  浦东同乡会在做好浦东籍难民的救济外,几位理事、监事还直接参与或领导全市性的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工作,同乡会监事、上海佛教居士林领袖王一亭与人发起组织了难民救济会,积极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常务理事穆藕初担任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的主任。常务理事黄炎培与虞洽卿、钱新之、江问渔等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以救护受伤兵民。1937年9月16日至9月30日,第6、9、10三个救护队在浦东地区救回伤兵622人,救回伤民186人。
   
   
  浦东大厦是浦东同乡会的会所,大厦建成于1936年11月,浦东同乡会办公室设在六楼。浦东大厦的高大宽敞和浦东同乡会杜月笙、黄炎培、穆藕初、玉一亭等诸领袖人物在上海滩的显殊社会地位,所以许多抗日救亡的重要活动在该大厦举行。
  抗日救亡团体总部设于浦东大厦  1937年10月,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即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成立,总办事处设在浦东大厦三楼。在浦东大厦的五楼有上海市学生战时服务团、上海市作家救亡协会、上海市电影制片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三楼有洪兴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界救亡协会。这些团体都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还出版有机关报《救亡日报》。该报创刊于1937年8月24日,每天下午3时出版,4开4版,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员夏衍、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任总编辑,共产党员林林、国民党员汪馥泉同时任编辑部主任,由巴金等30名著名人士组成编委会。宋庆龄曾为该报写社论。郭沫若与夏衍、田汉等人于8月24日到浦东抗战前线慰问第八集团军张发奎将军的部队,撰写了《到浦东去来》一文并发表在《救亡日报》上。
  因此,浦东大厦成为当时颇具名声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心——募捐的收物处,难民的暂住地,有关团体的指挥所均设在此。社会名流出入其中,抗日行动谋划于此,一股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油然而生。
  上海抗敌后援会的许多重要会议在浦东大厦召开  抗敌后援会成立于1937年7月23日,共有500余团体参加,有执行委员会委员121人,监察委员会委员25人,另设有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王晓籁、杜月笙、钱新之、潘公展、张寿镛、童行白、黄炎培、柯干臣、陆京士等9常委为主席团。陶伯川常委为秘书长。后援会下设筹募、供应、救济、宣传、交通、粮食、技术、防护、救护等9个专门委员会。主席团主持该会的日常事务。从8月9日至11月15日,主席团先后召开了82次会议,其中在浦东大厦召开5次,在杜月笙公馆召开10次。
  1937年10月9日,上海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杜月笙、黄炎培系该委成员。10月13日,经绝会在浦东大厦召开常委会。经绝会还推行对日经济绝交公约宣誓运动,当时,对日经济绝交的范围为:一、对日金融关系之绝交;二、对日贸易关系之绝交;三、对日雇佣关系之绝交。10月27日,抗敌后援会、慰劳会、救护会、红十字会、红卍字会5团体在浦东大厦六楼召开有关医院院长谈话会,就救护伤兵和难民问题进行商谈。
  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在浦东大厦设立救护人员训练班  救护会的宗旨是救护忠勇卫国之受伤将士及受伤之民众。因救护工作需医疗专业基本技能,为此,救护会设立训练班统一培训救护人员,训练班分设在四川路青年会、八仙桥青年会、市商会、湖社、中德医院、宁波同乡会和浦东同乡会等7处,先后受训者数百人。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穆藕初捐助训练班经费6000元。救护会先后设立救护队11队,每队50余人,急救队9队,、每队15至20人。
  浦东大厦内的“上海抗大”  1938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在设在浦东大厦内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举办现代知识讲座,学员大部分是职业界救亡团体选送的优秀青年。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主要在大厦三楼的314、318,324室。该讲座聘请进步学者讲授哲学、历史、文学、时事、社会运动等课程,还请根据地来的同志介绍新四军情况。讲座共办了3期,每期3个月,有学员800余人。这些学员以后大部分参加了新四军,也有的去了陕西参加八路军,另有一部分参加了上海近郊的抗日游击队,支援了大江南北的抗日武装斗争。现代知识讲座为中共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干部,有“上海抗大”之称。
  抗日战争期间,浦东大厦内这些重要的抗日救亡活动,也说明了浦东同乡会的积极抗日行动。尽管,浦东大厦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大厦曾得到的“上海抗大”之誉,将永留史册。浦东同乡会的抗日救亡事迹也将永留史册。我们也将永远记住为抗日救亡而牺牲的烈士英名。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投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
(摘自《百年浦东同乡会》,作者:余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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