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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同乡会对文化事业的贡献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10-11 ]
  浦东同乡会从1905年李平书创立的浦东同人会算起至今已有百年,为同乡、为地方做了许多足可载入史册的大事。浦东同乡会的主持者们还始终把“促进文化事业”作为重要会务之一。在回顾浦东同乡会百年历史时,我们不难看出:浦东人的文化底蕴及浦东人的文化行为。无论商业还是企业,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乃至其生产或经营行为与文化行为交融在一起。因此,一个优秀的同乡团体需要从文化渊源中汲取养料,同时也需要进行文化事业的建设。
  那么,浦东同乡会的文化行为是怎样的呢?
  浦东同乡会领袖人物的文化底蕴  浦东同乡会在上海诸多同乡团体中是仅次于宁波同乡会的第二大同乡会,其会务业绩也名列前茅。之所以能这样,与同乡会领袖人物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浦东同乡会的文化行为是与领袖人物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从理事和监事层面来看:李平书、张志鹤是清代秀才;李平书担任过广东陆丰县、新宁、遂溪等县的知县官,后又任上海民政总长;张志鹤担任过川沙县教育局长;黄炎培、秦锡田、穆湘瑶是清代的举人;穆藕初、瞿绍伊、顾伯威、蔡钓徒均为大学毕业,有的还留学国外;沈杏苑为著名老中医;朱文德为律师,曾任上海市参议员、律师公会常务理事;而浦东同乡会创始人之一杜月笙对京剧情有独钟。
  在浦东同乡会会员中有一大批社会各行业的职业人员,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的是教师,有的是银行和洋行的职员,有的是中小企业的经理,也有政府机关中的办事员。他们也是同乡会文化水准的一个体现。
  浦东同乡会正因为有一批当时的文化精英和热心于地方事业的人士,所以在它的会务中文化事业建设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与它的理事、监事们所具备的文化底蕴有紧密的联系。
  民众文化的推行者  浦东同乡会从它成立起,便注重民众文化的提高与普及。1905年,浦东同人会成立后,李平书和张志鹤等便发起创办了《浦东》周刊,报社设在浦西租界内,该报以报道浦东家乡新闻及同人会的会务情况为主,出版至20余期后停刊。1907年,瞿绍伊主持浦东同人会的日常会务,便与黄炎培、穆藕初、雷奋等于同年5月7日,创刊了《浦东》旬刊,主办者为浦东同人会浦东社,报社设在上海广西路小花园宝安里,该报也称为《浦东同人会报》。与此同时,同人会主创者李平书在宝安里494号创办了《上海》日刊,该报以“改良社会,代表舆论,监督自治行政,增进自治能力”为办报宗旨。此报出版一年左右,因资金不济而停刊。
  1913年5月16日起,《浦东》报改名为《新浦东》报,由许言、倪而墨、倪菊裳、王通九、金韫水、唐筱春主办,每半月出版一期,1915年起改为旬刊,1921年2月25日起又改为周刊。抗日战争期间曾停刊,1948年1月1日复刊。作为一份同乡会的机关报,浦东同乡会理监事会联合会议曾多次讨论办报事项,同乡会的一些重要事项均刊登在《新浦东》报上。当时,浦东同乡会还办有一份《浦东星报》三日刊。
  民国期间,以浦东地区为报道内容的小报纸有好几份,如《浦星报》《浦东报》《浦联报》《东报》《民声报》《浦东潮》《南汇民报》《新南汇报》《风报》等。这些报纸对反映浦东民生,沟通城乡讯息,丰富民众为文化生活,提倡社会时尚,报道社会政治、国家大事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民众文化的推行上,浦东同乡会还积极创办图书馆,为民众创造更多的求知场所。在浦东同乡会理事中,黄炎培对图书馆在普及文化教育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有较深的认识,在浦东大厦内创办了中华业余图书馆。黄炎培还与沈恩孚、史量才、姚惠泉、江问渔、马士杰等创办人文图书馆,后改称鸿英图书馆。浦东同乡会主要领袖杜月笙对图书馆也较为关心,1930年在家乡建造杜家祠堂时,在祠堂后面还建造了学校和图书馆,图书馆藏书有几万册。可见杜对地方文化的重视。
  浦东同乡会对浦东民众生活中的一些陋习旧俗也积极倡导以新文化、用上海新的市民生活习惯来推动浦东农村民众的生活的改变。如在浦东地区成立了“陆行区农村改进社”“高桥区农村改进会”,积极倡导移风易俗。浦东同乡会在会所先后举行了多次集团婚礼,引导了一种良好的风尚。针对当时浦东地区有吸食鸦片烟的恶习,浦东同乡会还开展了禁烟活动。1936年8月20日,浦东同乡会印刷了由黄炎培撰写的“敬告同乡父老兄弟文”1500张分发至川沙、南汇、奉贤3县,杜月笙还领衔募捐禁烟经费。浦东同乡会的这些举措,对改进民众的生活习俗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地方文化的建设者  浦东同乡会对家乡浦东地区的文化十分重视,并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工作:一在会所浦东大厦内悬挂浦东先贤们的画像并设立“纪念乡先贤专门委员会”;二积极开展地方志书的编纂;三参与上海文献展览会。这几项工作对浦东的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地的文化除了民众的基础传承作用外,乡贤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在浦东历史文化中自然也少不了先贤名人们的丰功伟绩,浦东大厦内各厅室的命名和悬挂有关人物的照片,更是中国传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一种结合,无不反映了浦东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出浦东人的一种人文精神。如川沙厅、水利厅之名,反映出浦东水乡农业之地对水利的倚重。而杜厅、毅厅、恕再室、鸿生室之名,则是对大厦建造出大力者和兴浦东实业巨者的一种彰显。在大厦内悬挂照片的有55位浦东先贤和当时的社会名流。如浦东同人会的创始人李平书、浦东中学的创始人杨斯盛、鸿翔西服公司的创办人金鸿翔、上海煤炭大王刘鸿生等。这55位乡贤是当时浦东人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无论在经商、办厂,还是办社会公益事业,多以“仁义为立身之本”,在经营活动中恪守“以义制利,重信誉、守信用”的经营之道,一旦获得收益后,又以儒家的关怀意识,将自己所得的收入釆取各种方式回报社会,为广大浦东同乡的福利作出贡献,他们为浦东办学校、开交通、造桥路、设医院等等。体现出了“以天下为己任,乐于奉献”的儒家精神。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浦东人的文化水准。
  浦东同乡会理监事中除了有实业家、营造商、社会活动家外,还有好几位文化人士,对浦东地方文化历史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仅在地方志史的编纂上,有理事秦锡田修纂了光绪《上海县续志》和民国《上海县志》,总纂了民国《南汇县志》,另外著有《松江水利志》《上海掌故录》《梓乡丛录》等著作。常务理事黄炎培则主持修纂了民国《川沙县志》。民国时期川沙、南汇、上海三部县志的编纂,对浦东地区地方史料的完整保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浦东同乡们对县志的编印工作表现出较高的热情,除积极帮助提供有关史料外,还捐钱资助县志的印行。更值一提的是,1965年台北市浦东同乡会考虑到在台同乡离家日久,思乡心切,特于第四届第五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决议编印《浦东地方志略》及《浦东地图》,后专门组织了编辑委员会。1967年《新编浦东地图》编印出版。1968年春,《浦东地方志略》出版。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出版此志略,实属不易。该书的编印为在台的浦东同乡们思念家乡,赞美家园提供了一份难舍的乡土之情。
  浦东同乡会在文化上的举措还有许多,建立有国乐研究队、歌咏组,成立有话剧组,在浦东大厦内还有演出。在1936年11月21日,浦东大厦落成典礼上表演的戏曲有评剧、话剧、沪剧、川剧等地方戏曲,还有江南丝竹。而穆藕初则是昆曲爱好者和保护者。1920年夏天,穆藕初以很高的代价请法商百代公司为江南曲圣俞粟庐先生灌制了3张唱片,使国宝级的正宗叶堂遗音得以保留。1921年,穆藕初创办了昆曲保存社和昆曲传习所,使当时已处后继乏人的昆曲得以传承下来。昆曲大师俞振飞说,昆曲得以“保存于后世,则先生之功,固已不朽,而昆曲前途当能有一线之曙光”。在中国戏剧史上,穆藕初是一位值得称颂的人物。
  从上述浦东同乡会的文化行为和同乡会几位主要领袖人物的文化行为,我们不难看出浦东同乡会的文化底蕴和对文化所作出的推动作用。当然,当时在上海,有着众多的同乡会,他们是否形成了一种同乡会文化,这还有待于探索和研究。
(摘自《百年浦东同乡会》,作者:柴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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