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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鲁班》-群星璀璨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2-02-22 ]
 

                         第三章   浦东鲁班  群星璀璨

 

鲁班先师的敬业精神,刻苦精神,钻研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浦东手艺人,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浦东手艺高手。在长期的实践中,浦东的先贤总结出了许多实用的格言,如“一艺勿精,误了终身”,“地基打得牢,造屋勿会摇”,“造屋看梁”,等等,这些格言同样是浦东营造商们,浦东的鲁班弟子们的人生信条。在鲁班精神的潜移默化下,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形成了浦东鲁班“群星闪耀”的辉煌历史。

 

第一节     仁济医院和赵景如

 

说起仁济医院,没有一个上海人不知道的。老一代上海人还知道仁济医院以前称“麦家圈医院”。但是,对于仁济医院的建造者赵景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赵景如先生,字晋卿,浦东新区人,生于1895年。和大多数出身贫寒的营造业者不同,赵景如出身书香门第。但好景不长,由于他的父亲得了肺病,医疗花费巨大,渐渐入不敷出,家道中落。赵景如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19岁那年,经顾兰洲先生介绍,进入英商思久生洋行当练习生,学习建筑绘图。在此期间,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夜校补习英文。由于他勤奋好学,天子聪颖,业务长进很快,对工程图纸、工程估价掌握得熟练准确。1921年满师后,赵景如加入新金记营造厂,参加外滩海关大楼等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站稳脚跟之后,赵景如和另一位营造专家张振生合伙,于1928年创立公记营造厂。

赵景如开办企业之后接到手的第一个大型建设项目便是仁济医院。仁济医院的前身是18442月英国人魏林医师和麦都思牧师在老城厢南市大东门外设立的上海首家教会医院。1847年,医院迁至“麦家圈”,即今山东中路145号,遂称“麦家圈医院”。1926年由英商雷士德捐遗产重建,以增添房屋和医疗设施。

仁济医院大楼,由德和洋行设计,聘请当时著名的赵景如的公记营造厂承建。大楼于1932年竣工交付使用。医院大楼主体系钢筋混凝土结构,高7层,外部空间为三边围合状。大楼立面简洁,外墙采用褐色面砖及浅色假石饰面,配以简洁的线脚,是一幢现代派建筑风格的医疗大楼,成为上海著名的医院。

 赵景如的另一个著名作品是南京东路353号大陆商场。大陆商场是业主大陆银行向英籍地皮商哈同承租5559平方米土地,于1933年建造的一幢商业办公大楼,由当时我国著名建筑师庄俊设计,由赵景如的公记营造厂施工承建。

庄俊设计师为了提高建筑容积率,构思了一个沿周围马路的周边形平面方案,中间设内院,东、南、北三面直通马路处设三个通道,其中两个通道的沿街建筑设过街楼。这个方案改善了大楼的采光与通风,方便了交通,受到业主青睐。大楼沿南京路一面为7层,中部过街楼为8层,东西和南面沿街为4层,主体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立面有装饰性竖线条,有少量简洁纹饰。外墙为汰石子毛水泥墙面,外墙窗楣上有放射状折线纹饰。东北转角3层塔楼为典型的装饰艺术派风格。大陆商场在空间布局上有独特性,在立面形式上也有新意。面向南京东路的主立面7层,长度很长,在立面形式上作艺术处理,在窗间墙处作垂直线条,一宽一窄,富有艺术性。这些线条向上冲出屋顶,增加了建筑的垂直感,富有韵律和节奏感。

1933年以后,公记营造厂承接民国政府大型国家建设工程项目,为应对日寇入侵,辗转全国各地承建铁路,隧道,桥梁等工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赵景如致个人安危于不顾,带领他的员工为抗战效力,充分体现了鲁班的终于职守的敬业精神。他们建造了粤汉铁路株韶段、衡阳来河大桥、浙赣铁路南萍段、京赣铁路绩溪段、湘桂铁路间桥梁,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畅通,为保证抗日大后方物资供应的畅通作出了贡献。赵景如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回到上海。之后,他又往返于上海和南京承建工程,在上海建中央机器厂宿舍,在南京建北平路美军顾问团宿舍等。赵景如曾任上海市营造工业同业公会的经济委员,是一位很能干的鲁班弟子。

赵景如先生为人谨慎,严肃认真,不苟言笑,唯一的爱好是饮酒,酒量过人 1955年,赵景如因饮酒过量猝死,享年60岁。

 

 

第二节  华东医院和姜锡年

 

上海华东医院是一家闻名沪上的著名医院,其前身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宏恩医院。经过多年扩建,今非昔比,当年赫赫有名的宏恩医院如今是华东医院10 号楼。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的宏恩医院被列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受到政府保护。这对它的建造者姜锡年先生是极大的安慰,如果姜锡年地下有灵的话。

姜锡年先生(1897~1963),浦东新区人。姜锡年的社会关系比较好,他的父亲在巡捕房任职,有些人际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颇有人脉。果不期然,经其父推荐,姜锡年十几岁就进裕昌泰营造厂学艺,拜同是浦东人的谢秉衡为师。姜锡年进入裕昌泰后,勤奋用功,潜心钻研,在外滩的几项大工程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姜锡年在工作的同时,晚上到夜校读书,读至中学毕业,并自学英语。姜锡年有文化,有经验,年轻有为,受到谢秉衡器重,后来担任了裕昌泰营造厂副经理。1921年,谢秉衡自立门户开办“创新建筑厂”后,姜锡年与师兄孙维明一起,跟随谢秉衡进“创新”,担任副经理,主持创新建筑厂早期的一批工程。由于姜锡年与英美烟草公司的工程师勃朗卢斯基,以及罗德洋行的设计师阿西拔关系密切,获得了不少工程的合同。后来,姜锡年与人合伙创办昌升营造厂,自己当老板。

1926年,姜锡年接受工部局的项目,建造了综合性的“宏恩医院”。宏恩医院在今延安西路221号,现名华东医院。宏恩医院主体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649平方米,东有花园。主体建筑高5层,局部6层,平面呈工字形,分南楼、北楼、门诊楼三部分。南楼是医院的病房楼,每层面积为1200平方米,北楼每层约500平方米,两楼间有宽10.5、长18的门诊楼。

大楼南立面东西两翼对称,底层东西及中部均排列圈门,门旁有双柱,门内有走廊。大楼中部有5个圈门,入内是中央大厅,占两层高度,约8。二至五层有敞廊式阳台。立面东西部较中部凸出,五层顶上为三角形拱顶,顶尖距地面约24,整个立面呈富有变化的三段式。大楼内部装饰讲究,各科室按医院的要求设计。病房分不同等级、不同医科,南楼三至五层各有25间,平均每间16平方米。大厅地坪为大理石,各房间地面所用材料不同,有水泥、马赛克、木地板,还有橡皮地板等。大楼还有半地下室,有客用和货用电梯各一部。1951年,宏恩医院易名为华东医院。经不断扩充,宏恩医院现为华东医院10号楼,被列为市级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

宏恩医院当时是按照一位德行很高的外国人的捐资愿望建造的。捐资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由卫生所管理,在工部局的报告书上写着“宏恩医院,无名氏捐赠”。

1948年,姜锡年因国内业务清淡,去香港发展,承接到某公司在港的一批业务。后来,姜锡年将香港业务托付给一名学生,自己回沪谋求发展。他承建了眉州路上的华铝钢精厂等五大工程,担任了上海市营造业同业公会的经济委员。

解放初,根据政府的要求,他与锦地记、江裕记等几家营造厂联合成立“新生联合营造厂”,赴西北参加建设,建造了新疆石河子八一棉纺厂、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西安自来水厂等工程。“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新生营造厂解散。姜锡年回到香港经营建筑业和房地产,于1963年过世。

 

第四节    城隍庙与设计师顾道生

 

顾道生先生,生于1895年,浦东新区人。顾道生幼时家境清贫,读完高小后无力继续上学,便踏上社会谋生。经朋友介绍,他到上海学艺,进入挪威人穆勒开设的“协泰洋行”,学习打样,学习土木工程设计。顾道生天资聪明,勤奋好学,除了学习工程设计之外,还到“八仙桥”即今西藏中路基督教青年会夜校补习英语。后来,好学的顾道生进入美国万国函授学院土木系学习,结业后获得土木工程师职称。1926年,顾道生离开“协泰洋行”,自己创办“公利营造公司”,任总工程师兼经理等职务,专营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业务。

顾道生出道后,结识了浦东同乡南汇人建筑专家张效良,两人成为生意上的好朋友。后来,顾道生出任华商光华火油公司顾问工程师。他是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被推荐为上海市技师公会负责人,成为文武双全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浦东营造商中为数不多的高学历者。他负责建造的第一个大型工程是上海城隍庙。

上海城隍庙是一座著名的名胜和历史古迹,位于方浜中路、安仁街西。该庙原为金山神庙,祀汉博陆侯霍光,故该庙又名霍光行祠,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上海从宋朝开始有城隍庙,庙址在现在的永嘉路上,叫淡井庙,又称华亭县城隍行殿。当时上海是华亭县下面的一个镇,故淡井庙实是华亭县的城隍庙,直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置县后将金山神庙改建为城隍庙,直至明永安年间(1403~1424年)。清康熙四十八年(1710年),邑人集资于庙左侧建造东园,成为城中名胜处所。乾隆中叶,潘氏豫园售归城隍庙作为西园,重加修葺后,商人在园中竞设店铺。至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商贾辐辏,百业荟萃,城隍庙遂成著名的小商品、土特产和特色商品市场。

19244月,城隍庙大殿发生火灾,大殿等建筑全毁。同年11月又发生大火,烧毁东楼,殃及殿宇。损失严重,重修经费甚大。黄金荣、杜月笙等名流发起集资,组成董事会,重建殿宇,翻造城隍庙大殿和九曲桥。顾道生设计工程图纸,张效良负责施工。该庙外观仍按中国古典传统建筑样式,材料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至1925年秋竣工使用。整个设计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理念,具有独创性。

重建的城隍庙,大殿、二殿均以钢结构替代木结构,坚固耐用,外观仍为古庙形式。歇山顶、飞檐高脊、彩栋画梁,枋上仍绘有三国故事。秦锡田有记载:城隍庙“殿高四丈八尺,深六丈三尺三寸,以水泥为材料,不用一砖一木,而彩椽画栋、翠瓦朱檐,仍沿古神庙之仪态。”上海城隍庙,成为一座著名道观,道观的主体建筑布局在主轴线上。方浜中路南有照壁、旗杆。庙前有牌坊,系石柱木结构,始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43年),额上有永嘉幼童题“海隅保障”四字扁额,入内为戏台。大殿前有庭院,石碑亭,盘龙石柱,碑为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知县李纹所刻,另有铜香炉等,均在“文革”中被毁。

1932年,“久记营造厂”业主张效良高薪聘请顾道生为该营造厂经理,主持中汇银行大楼等营造业务,久记营造厂后期营造业成就与顾道生有密切关系。

中汇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1928年设在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中路97号,董事长是杜月笙。杜月笙也是浦东人,是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1934年,中汇银行用重金向法公董局购得爱多亚路河南路即今河南南路转角处一块地皮,建造新厦。该大楼占地面积2166平方米,建筑面积14868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由法国赛宏公司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设计,久记营造厂承建,耗资法币156万元。大楼最高为12层,最上面三层为塔楼,下面8层,包括一楼的夹层在内总数为12层,若将地下室算在内则为13 层。建筑集银行、写字间和公寓于一体,底层和二层为银行用房,正大门由北大厅进入。大厅内立柱,地板和柜台均用大理石铺砌。大厅玻璃天棚用钢条作筋,镶嵌小方块玻璃。二楼是写字间和库房。地下室设银行保险库。三层至九层为出租写字间,共200余间。每层有宽大的休息场所,供租户会客之用。十至十二层为公寓,每户三室或五室,附有卫生设施、厨房和佣人房。十三层为休息室,最高两层为水塔。建筑造型体现美国近现代建筑风格,外墙大部分用红砖饰面。部分实墙面,尤其是红砖墙上的白色折线形勾缝极富个性。大楼北部逐步收缩的塔楼给人高耸的感觉。该大楼是顾道生现代设计理念的体现。

1938年,顾道生与陈志坚、杨林海合伙创办“永大工程公司”,承建上海天山支路大中纱厂全部厂房工程,并为广州“美孚火油公司”建造仓库码头,还承建香港九龙粤汉铁路饭店、台北市台湾糖业公司大楼等工程。他先后担任上海市营造业同业公会的理事、监事、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51年春,顾道生从香港返回大陆,被中南军区岳阳建设委员会吸收,设计并营造了岳阳被服厂、发电厂和河南省漯河皮革厂等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他多次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国家节约了大笔资金,受到业主单位的好评。1955年,永大工程公司结束业务,顾道生回到上海,在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设计院任职,不久调轻工部北京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为中国轻工业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1977年,顾道生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2岁。

 

第五节   七重天,中国银行和陶桂松

 

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南京东路的七重天都是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这些著名的建筑与一个浦东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个浦东人就是陶桂松。

陶桂松,浦东蔡路小营房人,小名阿蔡,生于1879年。阿蔡祖辈务农,家境贫困,年轻时在当地学过几年箍桶手艺。因生意清淡,难以糊口,他到上海谋生,在瓦筒厂做木模工。1918年魏清记营造厂老板魏清涛承建永安公司大楼时,陶桂松在工地做瓦筒小包作头。他早出晚归,认真负责,被老板看中。老板有意栽培他,将一些工程包给他做。1920年,陶桂松在成都路140弄创办“陶桂记营造厂”。1923年,陶桂松承建永安公司老板郭乐、郭顺在兰州路上的永安纱厂厂房。因工程质量上乘,郭老板十分满意。1924年,郭老板又将自己在南京西路1400号的两幢住宅交给陶桂松承建。陶桂松尽心尽力,外墙汰石子,内部全部用高级柚木装修,豪华气派。工程计划造价30万,但由于陶桂松在建造时十分讲究,费用大大超支,贴了本钱才告竣工。陶桂松就此与永安系统结下了深厚的关系。之后他又承建永安一、二、三厂土建,总价200万元。从此,陶桂记营造厂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在营造界崭露头角。1933年陶桂记营造厂则揽下了永安新厦“七重天”大楼的全部地面工程。

新永安大楼,人称“七重天”,在永安大楼东侧,原属“楼外楼”茶园产权,拆除旧屋后,得1400平方米地皮。“七重天”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取名“摩天大楼”。当时,永安公司对面先施公司有个醒目的“摩星塔”,故称此新楼为“摩天大楼”,颇有竞争的含义。

建筑师根据三角形地形,因地制宜,设计施工方案。临南京东路为双层摩天塔楼,后部为八层,钢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14438平方米。一至五层为公司用房,六层为“七重天”游乐场,有天桥与永安老大楼联通。沿街大橱窗用绿色花岗石镶贴,二层以上用浅黄色釉面瓷砖镶贴,入口原为黑色花岗石贴面。平面呈楔形,立面简洁干净。整幢大楼高耸挺拔,呈现出现代派高层建筑风姿。七重天完工之后,陶桂松又承建了江西路福州路口的建设大楼。

1936年,陶桂松承建了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

中国银行是旧中国四大银行之一。它的前身是清政府的“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改名中国银行。1928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国银行条例》,把原来行使国家银行职能的中国银行改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将总部迁入上海,与上海分行合署办公。由此,中国银行的业务迅速发展,办公用房不敷使用。为了提高中国银行在金融界的地位,显示出雄厚的资本实力,总部决定建设新楼。

新楼建在黄浦江畔的原德国总会地皮上,即今外滩中山东一路23号。英商公和洋行和中国建筑师陆谦受承担了中国银行新楼的设计,“陶桂记营造厂”承包施工。建筑占地面积5109平方米,建筑使用总面积38309平方米。主楼为钢框架结构,辅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外墙镶嵌平整金山石,屋顶采用蓝色四方钻尖顶,檐下饰以巨形石质斗拱。栏杆和花饰窗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大门上方镶嵌孔子周游列国的石雕,门外有9级花岗石台阶,取九九归一之意。大门由雕饰得十分精致的铸铜铸造,气派非凡。

后来,陶桂松又承建了美琪大戏院、沪光电影院等。陶桂松有了一定声望,被选为上海市营造业同业公会理事。

抗战胜利后,陶桂松被推举为上海市营造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承担了重组公会的任务。1948年,陶桂松和诸文彬、桂兰荪等被推选为同业公会的名誉顾问。此时,陶桂松因年事已高,“陶桂记营造厂”由他两个儿子掌管经营。

陶桂松是浦东人,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发展。1930年,陶桂松在家乡川沙镇操场街48号建造了一幢中西合璧、砖木混合结构的二层楼别墅式住宅,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四周有2高围墙。该宅称为“陶氏精舍”,用工用料均属上乘,建筑精良。20021月,该建筑被浦东新区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956年,陶桂松因病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77岁。

 

第六节  善于创新的谢秉衡

 

鲁班先师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家,如今还在使用的锯,斧等工具无不渗透着鲁班先师的创新精神。闪耀沪上的浦东营造商中有一位的创新意识特别强烈,此人就是浦东高桥人氏谢秉衡。

谢秉衡(1885~1966),浦东高桥镇人,乳名“掌生”,他的父母爱称他为“掌掌”(读音涨涨),熟人也习惯称呼他的小名,直到他成家立业,附近的人只知道“谢掌掌”,而不知谢秉衡,在同行中亦以“掌师傅”(涨师傅)作为惯称。

谢秉衡幼年家贫,13岁即到上海谋生,在舅父处学木工。他刻苦数年,技艺大进,能独立承揽活计。1910年,他与张雨田、乐俊堂合伙开设“裕昌泰营造厂”,承包建造上海英商工部局大厦。后因欧战爆发,工程中断,企业濒于破产。1920年,谢秉衡吸取“裕昌泰”的教训,按自己的思路,独自开设了“创新建筑厂”。

谢秉衡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深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他是一位精于木作的巧木匠,即便不画出图纸,也能划线下料、制作成活,做得平滑光洁,不差分毫。

学徒时代的勤奋好学,知难而进,孕育了他一生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出道后,他更加努力学习,学好中文和英文,与外国人士对话提高英语口语能力,阅读英文原版技术书籍,学习国外的新技术,开拓了他的知识面,使“创新”进入了鼎盛时期。

谢秉衡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上海杨树浦煤气厂。

该厂全称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杨树浦煤气厂。193428 日建成投产,当时厂部设有先进的伍特型直立连续式炭化炉130孔,增热水煤气炉2座,机械除焦油、除萘、脱苯、脱硫等净化回收装置,蒸汽和电动煤气排送、压送机和储油柜等。设计日产煤气能力400万立方英尺,约合11.3万立方米

该厂杨树浦路以南为生产区,入口内有南北向大道一条。大道东侧依次为厂部办公室、中心实验室、回收车间;西侧依次为修造车间、油制车间等。左边有原煤运输码头。生产区域内柜炉林立,管道纵横。杨树浦路以北为生活区,内有2层楼食堂一所,6层综合楼1幢(内设托儿所、办公室、业余学校)。全厂绿化面积1400平方米,有绿化点60多个。

厂部南大门入口处左侧,有一幢独立式三层楼办公室,为现代派建筑风格,平面为矩形,立面层间有粗犷腰线,黄色面砖墙面,饰转角隅石,北立面局部饰山花装饰。现被列入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单位。

谢秉衡在工作中善于,敢于启用年轻人,给年轻人更多成才的机会,在同业中留下很好的口碑。

19344月,“创新”承接到日商上海纱厂在青岛的建厂工程。同年5月,他亲自率领部分职工到青岛,在很短时间内建好基地以后匆匆返沪。临行前,他把青岛分厂的一切事务都下放给三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位是年仅26岁的厂长,一位是刚从龙华水泥厂请来的工程师,年仅25岁,年龄最长的会计胡炳奎也不过28岁,工地上其余都是17~18岁的练习生。谢秉衡竟敢把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造价60多万元的外商厂房交给三个年轻人,真可谓知人善任。结果,这座混合结构的厂房6个月就交付验收了,质量完全合格。

上海纱厂青岛分厂,建造质量优越。谢秉衡此举不但培养了年轻一代,而且为“创新”在鲁东地区打出了牌子,站稳了脚跟,赢得了1935-1936年间丰田纱厂和同兴纱厂在青岛的建厂工程。这两项工程规模比前者更大,总造价约200多万元。

谢秉衡自己从文化学习中受益匪浅,所以懂得培养人才的道理。他十分注重员工的技能培训,这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凡是初入“创新”的练习生,由他出资,供其读夜校。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上海木工业公会副会长,兼任该公会办的“通惠”子弟学校校长,大力培养基层施工人员。上海市“建筑协会”成立后,他进一步筹建“正基技术学校”。这是一所培养具有大专程度建筑工程技术人员的业余夜校,学生大都是建筑界的从业青年。有不少学生从该校毕业后转入交通大学等高校继续深造,成为优秀的土木工程师。作为建协常务理事的先生,不但自己执教其中,更悉心筹划,不遗余力。他善于用才,对年轻人大胆放手,相信年轻一代能闯出自己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创新”培养了不少上海建筑界的优秀人才,比较知名的有国家建工部施工处处长顾子文,山东省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毕锦文,兰州炼油厂副总工程师袁芝顺等。

谢秉衡是个民族正义感极强的人,他团结同行, 抗衡外资,成为领袖式人物,是一个有骨气的鲁班弟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市场发展迅速,西方资本形成投资的热潮。建筑工业也不例外,比较著名的有欧洲公司、康益洋行、德记洋行,以及日商的大林组、清水组、竹中组等株式会社。这些外资企业,在技术、资金、设备上都优于中资企业。面对这种局势,华商企业惟有团结起来,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才能与外资抗衡。有鉴于此,谢秉衡参照中国工程学会的组建经验,于20世纪30年代初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建筑协会”,并出版《建筑月刊》。《月刊》既有探讨性的理论研究,也介绍一般性的建筑常识,并转载国内外的新材料、新技术、建筑法规、业务信息,供各界人士阅读。《月刊》的出版对提高建筑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谢秉衡当时是“建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通过他的长期努力,终于加强了同业之间的协作,特别是建筑材料业的团结,使华商增强了与外商抗争的实力。

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是谢秉衡经营的一贯原则,也是该厂在30年代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的成功要领。凡是“创新”承包的建筑工程,不论是工业建筑还是民用建筑,质量全部优良,而且工程进度均按时或提前完成,享誉沪上,屡屡获奖。1933年冬承建的龙华水泥厂码头工程,因提前竣工而获得了巨额奖金。这种优良的经营传统,不仅为“创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热人才,而且使自己在竞标时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在承接上海怡和啤酒厂工程中,以高出底标15%的造价而中标。

谢秉衡的创新精神不仅仅局限在建筑领域,凡利国利民之事,他都乐于去做,体现了浦东鲁班的关爱民生的情怀。

抗日战争前,规模已经扩大了的“创新”厂有不少涉外业务,都采用计算机和英文打字机,可这些洋货使用时故障不断,谢秉衡甚为头痛。天长日久,一位修理工与谢秉衡熟了。一日,先生问他:“这样的计算机我们中国人会造吗?”那位年轻人拍拍胸脯说:“我虽然是摆弄机器的工人,但脑子抵得上工程师。不是我自夸,只要您先生为我搞到资本,包险在一两年内造出中国的计算机。”先生看了看他自信的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慨然允诺,积极为此筹集建厂资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海通用计算机厂”在新闸路、戈登路以西地段诞生了。从此,中国造的计算机也开始投入生产,营销市场。

谢秉衡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上世纪30年代,他独资为高桥日新小学,即现今高桥镇小学建造新校舍。新校舍规模宏大,设施完善,占地9亩,有当时浦东独一无二的小学大礼堂。学校落成后,由他署名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石碑立于礼堂前面作为纪念。他对该校新校长说:“只要能多出人才,我花钱再多也值得。”

谢秉衡还为故乡高桥镇修建了胡家桥、新建瞿家宅桥。为大中华鞋带厂捐助厂房等等。

晚年,先生为了使母亲颐养天年,特在高桥镇谢家弄修建一座别墅,既不为祖宗造家祠,也不为子女买地皮,只为侍奉高堂,体现了他的孝心。

抗日战争时期,谢秉衡遵从杜月笙的意见,自动将“创新”歇业,坚决不为日伪做任何工程,表示了他坚定的爱国民族气节。

1966年,谢秉衡病逝于上海新大沽路家中,终年81岁。

 

第六节  勇于改革的吴炳生父子

 

吴炳生先生(1852-1936年)是浦东外高桥印家宅人。吴炳生原先不姓吴。只因他3岁丧父,寡母孤儿无法维持生计,其母只好把小炳生送给高东乡沈家弄吴家,小炳生遂改姓吴。

吴炳生的养父开了一家作铺,即棺材店,日子过得还不错。吴炳生成年后,养父为他娶了媳妇,生有五子四女。吴炳生的长子翰州、次子翰香、三子翰翚、四子翰翯、五子翰德弟兄五人先后进入高桥人钟惠山开办的钟惠记营造厂谋生。五兄弟聪明机灵,刻苦好学,踏实苦干,各有专长,各人独当一面,遂成为钟惠记营造厂的中坚。经过二十年奋斗,家中积蓄颇丰,便在高东沈家弄置地10亩,于1932-1933年建起吴家祠堂——誯德堂。

1933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吴家举行入祠典礼。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成,上海滩三大亨中的两个——黄金荣和杜月笙均送了匾额。吴家祠堂与不远处的杜(月笙)家祠堂、钟(惠山)家祠堂交相辉映。

吴家祠堂占地2946平方米,建筑面积1272平方米,为三进两圈院落,共有38间房屋。院落平面呈“吕”字形布局,与典型的明清江南祠堂不甚相同。第一进院内大堂为轿厅。第二进为享堂,按明清祠堂形制,此处在祭祖之日恭奉牌位、族人聚会之所,不祭祀时此处亦作族人公共活动场所,空间大,不设中柱,不设隔墙,安装门窗。“誯德堂”匾额悬挂于此。后一进用中柱,又分小间。后进次间有小阁,为夹室,用于藏祭器、杂物等。后进北部另建一室,有祭台,据说用10斤黄金制成,是安放神主牌的地方。1936年,吴炳生病逝,他的牌位就安放于此。吴祠在外圈围墙另设平房,有厨房等辅助用房。

与江南传统祠堂不同的是,吴家祠堂具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

吴祠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吕”字形布局,使公共使用空间扩大。吴祠还将两庑改廊为屋,安门窗,有使用功能,建水池,设门房,提高防卫性。北部围墙呈弧形,颇似客家民居,但无祖坟、山丘于此。这些具有个性的特点在江南没有先例。

吴家祠堂由擅长设计打样的吴炳生五子吴翰德设计,由擅长施工

的四子吴翰翯督造,由钟惠记营造厂出技工,由南汇县一批泥木工参与完成。钟惠记营造厂这一批技工将他们在上海滩上练成的高超技艺创造性地运用到完全不同的祠堂建筑上,工程质量上乘,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至今基石不走,门窗紧密,屋面密奏,墙面不裂,相当完好,质量超过了杜家祠堂。据说,杜月笙为此十分不快,令吴家筑路代罚。为此,吴家从陆家堰到沈家弄,再经吴家祠堂到杜家祠堂,购地筑了一条约2宽的道路。路中间铺了石子,宽约1,可以行走黄包车。两边是半米左右的煤屑路,雨天走路不用穿雨鞋。据吴炳生的大孙子吴霖元说,筑路确有其事,不过不是杜月笙所令,而是吴家的善举。       

虽然这是小插曲,但从一个方面证明吴家祠堂的工艺质量却十分了得,吴家祠堂显示了至今令人钦佩的施工技术。

首先,它使用优质混凝土浇筑回廊中的柱、梁、轩、椽等构件,除角柱之外,至今完整如初,未见开裂。

其次,它使用水刷石,即汰石子工艺,作前墙等处的抹面。据说,“汰石子”是钟惠记营造厂的首创。而吴家祠堂的“汰石子”可能是当前上海地区现存的最早的“汰石子”墙面。吴祠使用水磨石即磨石子作院内台阶沿石,至今未见剥落和开裂,60年不损。吴祠还使用水泥砂浆预制拱眼壁和斗拱,惟妙惟肖,大胆细腻。

第三,采用天沟及柱内落水的屋面排水方式,天衣无缝,外人不知雨水流向。

最后,摒弃传统建筑使用的杉木,采用坚固密实的柳桉制作木门。对传统门窗断面也作了改进,加披水条,设铸铁门等。70年后这些门窗虽已无光泽,但仍不变形,不开裂,不脱榫。吴祠是浦东营造业开拓进取的一个缩影

吴家祠堂是浦东古树名木数量最多的民间院落。

在吴家祠堂不足5亩的地块上,聚集着罗汉松、香樟、桂树、石楠6棵市级保护的百年古树名木。这样的密集程度,在上海并不多见。尤其是一株石楠,是浦东地区惟一留存的稀有古树种。

在高桥地区,沈家弄桃子小有名气,在誯德堂外的祠堂田里也有大片的桃树,西边种植2亩蟠桃,东边栽培1.5亩水蜜桃。春天,满园的桃花把白色的围墙映衬成粉红,高高的黛顶耸现在桃花丛中。夏天,桃果累累,香飘数里,引人欲滴。吴家祠堂确实是一个生态环境十分良好的地方。

解放后,吴家祠堂一直由军队使用,基本格局得到完整保护。2003年,部队从吴祠搬走,产权移交给了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保税区管委会及三联公司的领导多次开会作专题研究,并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最后决定对其作全面整修后作为保税区的历史陈列馆。  

如今,“誯德堂”已成为接待中外宾客,成为企业界人士休闲喝咖啡的好去处。

 

 

第七节  与水有缘的叶宝星

 

自来水是水,啤酒的基本原料是水。建造上海自来水厂和啤酒厂的都是浦东营造商叶宝星。叶宝星可谓与水有缘。

叶宝星先生生于1895年,浦东高南乡杨家栅人,祖上种田,他自己读过几年私塾。他12岁跟随叔父叶建堂学木匠。叶宝星的叔父有一套绝活,木工工艺技术精湛,能翻样看懂图纸以及精通施工管理手段。他在“学三年、帮三年”学徒期间,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从叔父处学到一整套木工手艺,学得施工管理手段。他18岁满师便自己开始包一些小工程,做小包作头,挡手、翻样,技艺精巧,在同行中小有名气。

叶宝星靠自己10年艰苦学习和辛勤劳动,在水木作行业中获得了一定信誉。同是高桥人的“创新建筑厂”老板谢秉衡慕名派人前去邀请叶宝星承包木匠工程,叶宝星欣然答应。从此,在谢氏承建的许多大工程中,都留有叶宝星的木工精湛手艺。

后来,谢秉衡的徒弟王才宏、黄建良自立门户,成立“洽兴营造厂”和“锦生记营造厂”,都邀请叶宝星参加承建工程,并尊称叶宝星为“叶师傅”。

叶宝星在王才宏开设的“洽兴营造厂”工作时,又结识了朱顺生。两人密切合作,共同创办了“利源合记营造厂”。叶宝星负责合同预算,一直合作到上海解放。公私合营时,叶宝星进入上海营造一公司,担任徐汇区公私合营利源工程队队长,参加承建虹桥、江湾、大场飞机场的跑道、油库工程。后由叶宝星创建的利源工程队,改成营造三公司第五工区。上海自来水厂和上海啤酒厂是他承建的两大重要工程。

上海自来水厂是叶宝星承建的第一个重大工程,它的前身是英商上海自来水厂,坐落在杨树浦路830号,占地面积15.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3万平方米该厂曾有职工951人,其中技术人员79人。1875年,英国人格罗姆、立德尔和邱裕记等4人投银3万两,购地15亩筹建,同年建成。1881年售给英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经英商几度翻修、扩建,于188381建成制水,日供水量2270吨,可供15万人饮用。1929~1937年日供水量增至20万吨,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水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侵占,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由英商经营。

195211月由上海市军管会征用,改名为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原建筑由英商休斯顿公司建筑师设计。房屋为钢筋混泥土结构。建筑外形为英国传统城堡形式,承重墙用清水砖墙,嵌以红砖腰线,周围墙身压顶雉堞缺口,如同一座中世纪的英国城堡。这些都是装饰性的,对建筑的实际作用毫无关系。杨树浦水厂最有特色的是大门。门开在中间,左右两边有水泥墩子。墩子高约3余,墩外侧还有单扇的小门。小门的另一端则是多边形的塔楼,以大门为中轴线,两边对称布置。塔楼为两层,上面也是雉堞缺口,犹如英国古老的城堡。北厂东侧有水库、滤池,西侧有保健大楼,其余是仓库、堆场。 

1989925,上海自来水厂被列入第一批上海市保护建筑名录。

上海啤酒厂是叶宝星的又一个代表作。该厂原为德商“顺和”啤酒厂,厂址在戈登路即今江宁路1420号,创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主要产品为黄啤,商标用UB(友啤)。1919年,德商把厂售给挪威商行 ,改名为“斯堪脱维亚” 啤酒厂,商标仍沿用UB(友啤)。

1935年,挪威商行和英商沙逊洋行合资,在香港注冊为英商上海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商标仍沿用UB(友啤),后扩厂迁至苏州河畔宜昌路130号。19494月停产,1956年恢复生产。1957年由国家接管,易名为地方国营上海啤酒厂,产品商标改用“天鹅牌”,隶属于市轻工业局。

该厂整座厂房建筑、办公大楼等,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立面为现代式建筑风格,内部各类立柱,采用古典柱式。由沪上著名匈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利源合记营造厂承建施工。

叶宝星出道后,在家乡高桥镇南杨家栅建造西洋风格的别墅一座,红砖红瓦,在绿野中十分醒目,附近村民称其为“红房子”。“红房子”主楼为三层,用料考究,地板楼梯几十年不走样。防盗窗用铸铁浇铸,窗中间是一个繁体的叶字。主楼左,右,后三面是平房,平房外是高高的围墙。宅前宅后是两条清澈的小河,大概是叶宝星和水有缘的缘故。“红房子”1949年以后,先由部队使用,后被学校占用,最后因保护不力,被外高桥保税区拆除,十分可惜。

叶宝星于1973年在上海家中病故,享年78岁。

 

    第八节   杨瑞生的“杨瑞记营造厂”

 

杨瑞生先生与叶宝星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同乡,比叶宝星年长二十多岁,同为浦东高南乡杨家栅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杨瑞生系清乾隆济南府参将杨大鹏之玄孙,为武将之后,臂力过人。他幼年在家乡私塾读过“四书五经”,14岁去上海学木匠。他聪明好学,工作之余钻研英语,20岁时已能做翻样,光绪年间他自己开设“杨瑞记营造厂”。他先后承建了上海中国饭店即今铁路招待所、会德丰大楼、大江南饭店、新光电影院及愚园路东段一些3层楼花园洋房和许多住宅房子。中国饭店是7层以上的高大建筑,会德丰大楼是上海第一幢证券大楼。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位于今延安东路110号,四川中路转角处,以前称“会德丰大楼”,是杨瑞生的代表作之一,1949年后改称“四川大楼”。该楼由英商会德丰公司于1863年创办,主要经营江、海拖驳航运。19349月,在该址办公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停止营业,其所属产权,被英商会德丰公司收买,遂决定在旧址改建新楼,由杨瑞生的公司承建。

新楼占地面积1385平方米,建筑面积6091平方米,用钢筋混凝土浇制而成,钢材全部使用德国克虏伯钢铁厂产品。大楼建筑造型采用近代派建筑风格。大楼由英商会德丰有限公司投资,委托挪威籍工程师伯韵士设计,聘请杨瑞记营造厂施工承建,于19435月竣工。

这幢层高7楼的办公楼建筑,其平面顺道路转角呈弧形,立面以水平带形窗强调曲线感。外墙饰黄色釉面砖。转角处主入口为立面构图中心,顶部女儿墙高起。两扇大门为高大电动卷门,门前有较宽的雨篷,两侧有20个窗口,有窗台,排列整齐。入口有玻璃摇门,进门有两部自动电梯,走廊用马赛克铺成,一至七层大都采用磨石子地坪,办公室全部是用细木条打蜡地板。水泵、发电机、水汀锅炉及冷气空调等,一应俱全,为当时的现代化办公大楼之一。

英商会德丰有限公司投资的这幢大楼,房间按办公室功能分隔,向社会开放出租,租用者有荷商安达洋行、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华伦洋行、丰盛实业公司等。1951年起,大楼由房地产部门管理,一度出租给自行车缝纫机工业公司、市钟表工业公司、市印刷工业公司、黄浦区房修公司、市第二建筑材料工业公司及黄浦区房地局等单位使用。后来一度租给各建材分公司、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司、《建筑时报》等单位使用。

1993年,该大楼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

杨瑞生是个乐做善事的人。他传承了鲁班先师“仁爱”的美德,为家乡父老修桥补路,不计功名。1917年,杨瑞生在家乡出资,将跨东虬江的跳板小桥,改建成大木桥,方便四乡百姓通行,深得里人赞扬。

杨瑞生发迹后在家乡杨家栅建造住宅,为中西合璧的楼房,庭院为三进,有围墙,用水泥粉刷,十分讲究。1949年后分给几十户贫农居住,土改干部把该宅称为“翻身楼”。该楼在浦东开发中被外高桥保税区拆除。

19541月,杨瑞生病逝于上海家中,享年81岁。

 

第九节  布衣富翁钟惠山

 

被人称为“高桥首富”的钟惠山先生,是凭一把泥刀起家的浦东营造业的代表人物。他生于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卒于1932年,享年65岁。钟惠山的出生地是浦东高桥海滨祥弄,现已成为外高桥港区的一部分。

钟惠山出生在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四岁丧父,其母亲年仅二十多岁便守寡,抚养三个孩子,靠纺纱织布维持生计。他们一家四口居住在一窗一闼的柴间内,生活十分艰难。因家贫无钱上学,他稍长就学艺做泥水匠。他吃苦耐劳,深受师傅喜爱,悉以技艺授之,学得一手泥水匠好本领。钟惠山深受鲁班先师之道,事母至孝,其母也教以做人之道,使他终生受益非浅。他手艺好,人又勤恳、诚实,他投奔南浔谋生。南浔是当时江南最富裕的地方,当地几家大户均乐于和钟惠山打交道。镇上刘姓大户要建祖坟,既有质量要求,又有时间限制,沪上多家营造商未敢接受。胆大的钟惠山组织了一批工人,承包了刘姓祖坟的修建工程。最终,他不仅以高质量提前竣工,而且造价还低于业主的预计,显示了钟惠山的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深得南浔地主的信任。钟惠山为人勤劳,不计得失。他在大户人家认真做工外,还在工作之余帮东家做家务,有时连春节也不回家,全身心扑在事业上。有一年年关,他回家转了转,又赶在春节前回到东家处帮忙。大户人家过年事儿多,他灶膛烧火等什么活都干。他的苦干精神感动了东家老太,老太便关照儿子让他包点小工程做做。钟惠山接到工程后,从开工到竣工,处处精打细算,一丝不苟,自始至终狠抓质量不放松,不仅如期保质保量完成,而且工程款还有结余。凭着勤劳和诚信,他赢得了南浔几家大户的信赖,如刘家、金家、邱家等,他的活也多起来了。

钟惠山积累了一定资金,在上海七浦路386号独资创建“钟惠记营造厂”。南浔的刘姓大户在沪购地建造大批里弄房屋,全部由“钟惠记”承建。原因是钟惠山开列的工料、利润等估价实事求是,施工质量也信得过。刘姓大户关照帐先生,凡是钟惠记报的帐,如数给付,从不减少一分一厘。

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被逼五口通商,上海辟为商埠,居民逐渐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无暇顾及,钟惠山适逢其时,在今九江路、福州路、广东路、浙江中路等处大举建造民房,以弄堂石库门房屋为主,有的租地造屋,有的承包建造。新式石库门房子大都为砖木结构,二层楼住宅。福州路会乐里、群玉坊,浙江中路尊德里,曹家渡的惠康里,闸北大洋里以及宝山路上的不少里弄都是钟惠山建造。鼎盛时期,他的工地多,施工人员上千人。北京东路的景云大楼,徐汇区的武康花园洋房等,都由钟惠记营造厂承建。所有工程从开工到竣工验收,钟惠山都要亲自过问,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做出了牌子,信誉卓著。这些石库门房子,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形成了独特的上海“石库门文化”。工程投资方除刘姓外,还有金姓、袁姓。房屋建成后便出租与人,房租收入可观。一次大战后,上海成了八方商贾云集之地,亟需住房。钟惠山拥有大量房产,待价而沽,机缘难得,赚了不少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钟惠山已有现银六十万两,不动产尚未计入,号称高桥首富。

钟惠山致富后,生活仍然俭朴,一身粗布衣衫,腰间常束作裙,丝毫看不出是百万富翁。有一次,绑匪窜到七浦路营造厂,一进门就恶狠狠问:“钟老板在哪里?” 绑匪怎么也想不到,面前站着的衣着朴素的人原来就是钟老板。他应答几句后,忙从后门出走,躲过了一劫。他一生从未穿过洋袜、皮鞋,只穿自制布袜、布鞋。

钟惠山自己生活俭朴,但他对苦难乡亲乐于帮助,一年发放救济米几十石。从当铺赎出过期衣服、棉被,送给贫民。家乡田埂有缺口,木板桥损坏,他总拿出木材,修补垫好。他常年捐资助学,被日新小学(今高桥镇小学)聘为校董。

钟惠山十分体恤工人。钟惠记营业发展后,账房吴先生坐轿车出入,先生本人只有自备人力车一辆,且外出时非到走累不乘坐,令车夫拉空车随其后。他认为车夫也是人,应尽量减轻其负担。

钟惠山用人不疑,对同乡帐先生吴翰洲非常信任。临终前,他嘱咐吴翰洲,如其子钟延年要造房子,可给资金,但不让掌财权。19331934年间,钟延年在福建北路购地建造“毓秀坊”,共4幢石库门房屋,门面用于出租,余为住宅。与此同时,又在高桥镇西街购买五开间平房,拆往界南重建后出租。并于西街平房原址建五开间住宅,是标准的四合院,砖墙立柱,抬梁式混合结构,二层楼,三进深,中西合璧。堂屋柱子全用钢筋水泥,墙四周有“走马楼”,建筑物两侧有长20、宽2的长廊(备弄),使房屋内部明亮通畅。门窗用柳桉,扶梯把手用香樟木。房屋占地3亩,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建成于1936年,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住房建设水平。西街钟宅曾被育民中学用作校舍,后让给轻工业技校作校舍。

钟惠山晚年在钟家弄西南购地10亩,耗资10万元,建造钟氏家祠。该祠五开间,四进深,高墙围绕四周,前有大铁门,后有元宝沟,两座六角亭。大厅高大宽敞,可容百人集会。祠前水泥大场地,当年清溪小学用作操场。钟祠阶沿石、石库门等由石匠胡关海施工,厚薄均匀,毫厘不差。钟惠山对其赞赏有加,另赏银洋200元。钟祠大厅造好后,钟惠山一病不起,撒手西归。他在沪上七浦路去世,灵柩由沪运至高桥,大出丧,沿路搭彩牌楼,设路祭。灵柩停放钟祠,连续好几天设豆腐饭,附近村民均可入内吃饭,天雨还送套鞋雨伞。1934年,其子钟延年在顺济庵东南清浦江畔建坟地,把钟惠山的灵柩安葬在那里,树起牌楼,十分气概。

钟祠及钟宅于2002年被浦东新区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钟惠山坟墓,“文革”中被破坏,棺椁尸体均未腐,须眉犹在,历30余年而不腐。高桥西街钟宅中堂供钟惠山摄影像,白瓷制作红木架,毁于“文革”。

 

 

第十节  高级公寓的营造商赵茂勋

 

老上海都知道虹口的国际电影院。不少上海人知道辣斐德路(复兴中路)上的克莱门公寓。但知道老上海这两个地标性建筑的建造者的人就不多了。这两座曾经享誉沪上的建筑的建造者是浦东营造商赵茂勋。

赵茂勋,生于1877年,浦东新区人。赵茂勋幼时家境贫寒,靠父亲做裁缝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他因家里穷,只念过3年私塾。14岁那年,他经人介绍到上海学木匠手艺。学成之后,赵茂勋有机会到香港做工。由于他勤奋肯学,学会了英语和粤语,尤其是粤语为他以后与广东人打交道创造了语言条件。几年之后他有了一些积蓄,1907年回到上海。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他开设了“赵茂记木作”。由于他会讲粤语,很快结识了一些广东籍业主朋友,业务逐渐兴旺起来。随着业务的拓展,1913年赵茂勋创设“赵茂记营造厂”,全面进入营造业并崭露头角。

赵茂勋注重技术,看重实际,对工程施工各个环节十分了解、十分熟悉,甚至连局部技术细节问题也能随口应答。他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但他做人本份,技艺精湛,不求厚利,体现了浦东营造商的厚道的美德。他对工程估价从不冒算,实事求是,其忠厚的名声在广东籍业主中有口皆碑。所以,赵茂勋承建工程几乎不用投标,一些老主顾的工程项目出了图纸,就直接交给他估价建造。

1929年,赵茂勋承建了虹口的国际电影院和复兴中路的克莱门公寓。

国际电影院位于海宁路330号,占地面积3922平方米,建筑面积12699平方米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坐北朝南,系欧式电影院。由德商于1929年投资建造,1931年竣工使用,当时取名为“融光电影院”。没几年,该电影院转由英商经营。抗战期间被日本人占有。抗战胜利后,该院租给王姓商人经营,并易名为“国际大戏院”。194912月更名为“国际电影院”。

克莱门公寓坐落在徐汇区复兴中路(建国前称辣斐德路)1363号,建于1929年。由比利时人克莱门与教会合作,一起投资设计。该公寓坐南朝北,砖混结构,庭前带有小花园,住宅高3层,具有法国式建筑风格。公寓平面呈品字型,立面构图凹凸多变,略带文艺复兴时期新古典主义装饰风格。公寓每层有大小不一的居住单元,使用十分方便。公寓外层立面采用糙面水泥砂浆贴面,底层清水砖墙贴面采用镶拼的图案、线脚。屋架为坡屋面造型,有双坡、四坡,还有局部的圆锥顶、多坡攒顶,但主次分明。1949年后,该公寓改名为“玉门公寓”。1994年被列入第二批上海市优秀近代历史建筑保护单位。

赵茂勋在营造业方面的老主顾主要有三位,即祥茂洋行买办陈炳谦(经营肥皂生意)、先施公司老板马应彪及沪上著名建筑师范文照,三位均为广东人。

赵茂勋承建的祥茂洋行陈炳谦的工程主要有国泰电影院、国际电影院、福州路与四川路转角的“申达大楼”、复兴中路1363号克莱门公寓、四川路上粤秀坊、延安东路福林里、海宁路上的三德坊等大批广式里弄住宅。

马应彪是赵茂勋的第二位老主顾,他是在上海创办的经营环球百货的第一家大型商店——先施公司的大老板,董事长。1932128“一二八”战争爆发,日寇飞机入侵“租界地盘”,将先施公司临浙江路一段墙面炸坏。赵茂勋当即组织工人抢修,不几天公司恢复营业,业主马老板十分满意。之后,他将先施系统的建筑工程大多交给赵茂勋营造厂承建,其中有海防路上的先施香水厂、长阳路上大批住宅房子等。

赵茂勋与建筑师范文照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范文照1921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代表作品有八仙桥上海青年会、美琪电影院、协发公寓、集雅公寓等,均由赵茂勋承建。这些大师级优秀作品对上海现代建筑起着示范作用。赵茂勋与范文照两人见面时用英语交谈。赵茂勋的次子赵钟英还拜范文照为师。范文照设计的多幢独立式住宅均交给赵茂勋承建施工。赵茂勋建造的较重要的工程还有在虹口丹徒路上的南洋烟草公司厂房、太古洋行开设的太古码头仓库等。

1942年,日军占领租界后,赵茂记营造厂停止营业。抗战胜利后,营造厂由赵茂勋的两个儿子经营。上海解放后,赵茂勋把所有房产上交国家。赵茂勋的子女及第三代中多人仍承袭建筑业,在工程技术上均学有专长。

赵茂勋卒于1954年,享年77岁。

 

 

第十一节  大世界与朱云山

 

说起上海的大世界,上海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前还有“不到大世界白相不能算到过上海”的说法。大世界是老上海人的城市情结,是无法抹去的岁月记忆。建造这座充满上海人快乐怀念的游乐场的,是又一位浦东营造商朱云山。

朱云山,字潤生,1873年出生于浦东杨园金光村。他幼年时家境清贫,13岁即拜师学木工,靠手艺吃饭。由于他刻苦勤奋,满师后在上海一家颇具规模的建筑工地做小工头。后来,他开设了朱森泰营造厂,其中还有一番风波。

有一次,朱云山跟老板到一处工地去,该工地是由外国打样馆设计师雷士德负责的。雷士德的一个朋友要在别墅里做一个玻璃花棚,雷士德到工地上想找一个人去制作。他随意叫住朱云山,给了他地址,让他赶快过去制作。朱云山爽快地答应了,但请雷士德向自己老板说一声。但雷士德把打招呼的事忘了,没有告诉朱云山的老板。有人把朱云山外出做工这件事告诉了老板,老板非常生气,以为朱云山私自跑出去“赚外快”,决定开除朱云山。朱云山感到非常委屈,连忙去找雷士德商量。雷士德知道是自己的疏忽造成的,愿意帮朱云山去说情。老板明察之后非常尴尬,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愿收回成命。雷士德觉得过意不去,就问朱云山是否能看懂图纸,是否知道工程预算、招标、建设等的整个过程。如果行的话,他让朱云山自己作老板,以后打样馆设计的工程优先提供给朱云山。朱云山很有把握地表示可以试试看。老板本来就错怪了朱云山,现在又看到雷士德也帮助朱云山,风向一变,就对朱云山说,以后愿意在经济上帮助朱云山的营造厂,提供担保。由于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朱云山自己的营造厂便开设起来了。他原来手下的青年工匠也纷纷到他的营造厂里做活,使营造厂有了发展的基础。朱云山发愤努力,事业终于有成。

当时,建筑业同行喜欢到茶楼喝茶聊天,交流建筑承包方面的信息,类似今天的沙龙。朱云山也经常去茶楼,与社会上各色人等打交道,使他的营造厂获得不少建筑机会。他的朱森泰营造厂成立后,承接的第一个工程是黄浦江港区码头。大世界游乐场是朱云山最有影响的工程。

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是一所闻名遐迩的近代游乐场所,位于西藏南路1号。早期的大世界游乐场是一座两层的砖木结构建筑,由商人黄楚九于1917年创办。黄楚九事业发达之后,于1924年把大世界重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建筑。1931年由黄金荣盘进,改称“荣记大世界”。大世界游乐场由周惠南打样间设计,由朱云山的朱森泰营造厂施工承造。以西方古典式样为主,结合中国传统风格装饰。转角处为八层高八角形塔楼,檐部以上逐层收进,冠为尖顶;两侧以连续水平线条为构图特征。

大世界游乐场中间有一块露天空地,在坐东面西的一块地方搭建舞台,取名杂耍台。演出时,露天空地上设有看客座位,天桥上走廊上以及在各楼各厅看戏的游客,都可透过窗棂,居高临下一同观赏,台上台下共鸣,气氛相当热烈。大世界的剧场、剧团和上演的剧种很多,“共和厅”为“群芳会”场所,其他场地有京剧、平剧、淮剧、沪剧、扬剧、滑稽戏、黄梅戏、梆子戏、评弹、说唱、昆曲、大鼓、文明戏等剧种演出,还有歌舞、魔术、电影等,尤以“乾坤小京班”最能招引游客。

大世界建造之后,朱云山还参与了不少其他工程,例如南京中山陵中山路、新世界地道以及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中国宫殿式展馆等工程。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中国宫殿式展馆的拆装朱云山动了一番脑筋。朱云山的营造厂负责拆装,先在国内拆为散件,运到巴拿马会场后再重新组装,颇费周折。后来,他还在闸北购地8亩,建造了70余幢石库门里弄房子,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日军炮火。抗日战争开始后,朱云山营造厂的业务也基本停止,由他的两个女婿接替他的事业,开设公大营造厂,转向内地发展。

朱云山开营造厂发迹后,在浦东高行镇的南行村向一黄姓村民购地建造五进深住宅,取名“宝善堂”。宝善堂建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为传统的江南木结构民居。房屋坐北朝南,临街临河,马鞍水桥,隔河罩墙,开门朝福。房屋占地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还有石驳岸码头,整个街面全部由花岗石铺成,以石场名闻浦东。房屋建筑三面环水,西面花园后有竹园,还有古井、古树。朱云山本身从事营造业,建造自己的住宅颇费心思。建筑内石作较多,石雕图案精美,雕刻工艺十分精湛。在一进与二进之间有一块巨型花岗石做台阶,有5长,半米宽,如此独幅巨石在浦东很少见。大厅的梁架、门扇上有大量的传统木雕。虽然整体建筑为中式传统风格,但局部做法又有西式特点。如大厅前廊处的地面采用彩色水磨石,色彩至今十分鲜艳。大厅内明间通往次间的门扇做法为西式,在第三进大厅的后墙有一个模仿当时西洋建筑的圆窗。几经风雨,该建筑现存比较完整的建筑主要是第三进大厅和第四进卧室和厨房。经有关专家论证,该建筑现在虽然格局不完整,但其大厅、大厅两侧厢房以及前面仪门等单体存有大量的木雕、石雕等工艺雕刻,有一定文物价值,建议在开发建设中要予以保护。“宝善堂”,是一幢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建筑。当时,该宅规模大、质量高,被当地居民誉为“浦东第一宅”。

朱云山卒于1943年,享年70岁。

 

第十二节  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与朱月亭

 

 上海原属江苏省,民国以后改为特别市。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建在江湾五角场东北角,这里是规划中的新上海。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的建造者是浦东人朱月亭。

朱月亭,小名叫小桂,上海浦东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892年)。朱月亭的家里有几亩地,祖辈是种田的。在21岁那年,他到上海学习木工手艺。由于他聪明能干,刻苦学艺,且所拜的两位师傅手艺超群,他学徒五年满师后,从木工小包作头很快做到木工挡手、翻样,生活样样精通。

1923年朱月亭创办朱森记营造作,1930年创设朱森记营造厂。他承建的第一个工程是陕西南路的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朱月亭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极聪明且有胆识,精通图纸,营造业务十分熟悉。他任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多是木工翻样出身的亲朋好友,内部团结一致,很快打开局面,以合理的标底、丰富的经验中标承建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是新上海的著名建设工程。

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上海计划”中的主要建筑。市中心计划将行政区设在整个新市区的中心,呈十字形,行政区主要建筑有政府大厦、图书馆、博物馆,还有运动场、体育场等。

江湾五角场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工程,于192910月公开征集设计方案,由中国建筑师董大酉根据得奖设计方案综合完成施工图设计,由朱森记营造厂承建,193310月落成。大厦建筑地址在清源环路650号,即今上海体育学院内,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982平方米。大厦高31,共4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大厦第一层为台基,中央设大台阶可直达二层礼堂,礼堂两侧为会议室、阅览室,三、四层均为办公室。

大厦参照中国古建筑,融入西方古典主义手法,运用横竖三段式构图。横三段中部加两翼,主次分明,比例适当。竖三段下部为基础,中部是柱廊,上部设屋顶。正南设宽大的台阶,两旁有石狮卫护。台阶下面是八公顷的大广场,从广场通过台阶可直达二层会堂。底层正中装有朱漆大门,四周是仿石基础,基础上围着栏杆,可用作检阅、观礼台,二、三层处理成木结构柱枋形式,雕梁画栋,飞檐点金。室外绿色琉璃瓦在屋顶中部升起,成为歇山顶,两侧部分则为庑殿顶。大楼室内引进现代设施,有电梯、热水汀、抽水马桶等。中国的式样,西洋的内装修,可谓中西合璧。 1934年元旦,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正式启用这幢大厦。1956年后,位于江湾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为上海体育学院所用。

朱月亭同期建造的上海市立图书馆坐落在同时建成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的西南侧,同原上海市博物馆相向而立。1935年建成的上海市立图书馆今为同济中学教学楼,占地1620平方米,建筑面积3470平方米。大楼系钢筋混凝土结构,防火性能良好,平面对称布局,大部分为2层,中部上方有夹层,连同楼座在内共4层,后面书库为5层。建筑外貌按规划要求采用中国式,外墙人造石饰面,勒脚、檐口和券门、窗台等均采用中国式装饰。楼座正面三孔券门,侧面一孔,重檐歇山黄琉璃瓦顶,四周有栏板望柱、排水螭首等。整座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

抗日战争期间,朱月亭赴昆明,续办营造厂。承建了昆明市昆明银行大楼。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月亭回到上海承接一些住宅修建、改建等小工程。1951年朱月亭逝世,享年59岁。

 

第十三节   百乐门与陆根泉

 

上海静安寺“百乐门舞厅”是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一处著名文化设施,老上海人对它都十分熟悉。百乐门舞厅设施在当时上海堪称一流,舞池内灯光可自由调节。地板四周布有吸气孔,每10分钟可换气一次。玻璃舞池地板选用2寸厚的晶光玻璃,下面安装灯光,还有供电中断的应急灯。百乐门诺大的舞池没有一根柱子,是社会名媛,达官贵人社交的高档场所。

舞厅取名“百乐门”,意为与黎民同乐。每天晚上,9高的玻璃灯塔灿灿发光,吸引着各界社会名流光顾舞厅。据记述,张学良将军来沪时喜欢到此跳舞,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携妻访华时,也慕名到百乐门跳过舞。“百乐门”声誉日高,遂被誉为“远东第一乐府”。

但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的百乐门舞厅这项工程是由浦东营造商陆根泉先生建造的。他有一段不平坦的人生道路。

陆根泉先生1893年出生,原籍浙江镇海。只因家境贫寒,他幼年丧父,随母离乡来沪,寄居浦东三林镇荻山村。数年后,他的母亲因生活无着,将他寄养给当地一位姓薛的裁缝家。老裁缝对他很疼爱,并寄予厚望,希望他继承家业。但陆根泉生性好动,志存高远,不甘终日闭坐店门,私自悄悄出走。薛裁缝四处寻找,不见踪影。陆根泉离家到上海后,在汤秀记营造厂的乡邻老板那儿习泥工。陆根泉当了3年学徒。 满师后,他起初在汤秀记厂做工。后来,他到久记厂做泥工小包头。久记营造厂厂主张效良年轻有为,自身刻苦学习技术和英语,27岁即被同业推选为水木公所董事长,给陆根泉的影响甚大。陆根泉目睹上海由于西方资本输入,房地产业日益兴旺,不少有作为的人脱颖而出,纷纷仿效杨斯盛开设营造厂。陆根泉不甘做小工头。1929年,陆根泉36岁时,在一位朋友的支持鼓励下,在上海创办了“陆根记营造厂”。要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立足、壮大,还必须找靠山帮忙。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陆根记营造厂先后承建了几个工程项目,如1931年承建市立医院,1932年承建南洋公学总办公厅,1933年承建中行别墅,中国银行宿舍等。然而,陆根泉觉得这些项目无一可以作为展示自己才华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当他得知商人顾联承在静安寺地域征地拟建舞厅时,想尽一切办法,取得了舞厅的承建权。

1934年,舞厅开工兴建,地址在今上海愚园路218号。工程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50平方米,高3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为饭店和管理处,东部为店铺,二至三层为舞厅。舞厅中间的舞池长40,宽20.7,计800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弹性很好,故称弹簧地板。舞池挑空,舞客坐在三楼也可看到二楼舞池。三层还有可供5对舞伴跳舞的小型玻璃舞池。舞厅可容纳数百人跳舞,并辟有旅馆部。建筑造型为美国近代式,转角大门前设大雨篷,转角顶部耸立圆柱型玻璃灯塔,转角立面作直线形长窗处理。舞厅设施在当时上海堪称一流。

陆根泉是一位孝子,他敬重深爱自己的母亲。寡居的母亲为他含辛茹苦,饱经风霜。自己发财了,不可不念及老母。陆根泉在建百乐门的同时,在浦东三林镇荻山村寄养地兴建私宅余庆堂。造房过程中他十余次由沪驱车至三林荻山村,对余庆堂的选址、布局、设计,建成后的绿化等,一一过问。

余庆堂兴建于1934年,隔年竣工,是荻山村最为瞩目的建筑,是三林地区为数不多的名宅大院。宅院三进四合,具有十分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民居的特点,中西合璧。房屋造型是传统的中国式样,建造时使用了大量的水泥及铁制构件等洋工艺、洋材料。在建造过程中,考虑到农村地区多潮湿,特地选用优质木料打桩,搭好隔层框,地基地脚坚固防腐。院内树木成荫,花卉满地,有广玉兰、龙柏、香樟、桂花,还有成行成列的松、杉、槐、棕榈等。可惜此建筑竟被无故焚毁,如今仅留残墙及烧焦的底脚。余庆堂成为当地村民典雅的美好回忆,成为他孝敬母亲的回忆。

 

第十四节  南京中山陵与姚锡舟

 

南京。六朝古都。龙蟠虎踞。

   中山陵依山而筑,坐北朝南,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岗峦前列,屏障后峙,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于192961奉安于此。墓地全局呈"警钟"形图案 ,其中祭堂为仿宫殿式的建筑,建有三道拱门,门楣上刻有民族,民权,民生横额。祭堂内放置孙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壁上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建国大纲》全文。 如此庄严肃穆的建筑出自一位浦东鲁班弟子之手。这位高手就是姚锡舟先生。

  姚锡舟先生参与了中山陵一期工程的建设。中山陵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建成,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山下中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就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

   陵墓入口处有高大的花岗石牌坊,上有中先生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台阶用苏州花岗石砌成。

  祭堂为中山陵主体建筑,融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高29,长30,宽25,祭堂南面三座拱门为镂花紫铜双扉,门额上分别刻有:民族、民权、民生。中门上嵌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天地正气直额。 祭堂中央供奉中先生坐像,出自法国雕塑家保罗.朗特斯基之手,底座镌刻六幅浮雕,是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写照。 姚锡舟参与了如此宏伟壮丽的建筑,是浦东鲁班弟子的光彩,也是浦东人的荣耀。

姚锡舟先生名锦林,锡舟是他的字,浦东新区人,生于1875年。姚锡舟幼时家境贫寒读不起书,11岁时即到上海租界独自谋生。他能吃苦,贩过瓜果,为洋人捡过网球 ,当过外国坟山守夜者。他为人勤奋,干事认真,深得上司器重,1893年当他18岁在租界当马路小工,因其勤奋被提升为班长。从此,他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建筑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如杨斯盛、江裕生等。姚锡舟是个勤于思考的人,他感到建筑业发展前途宽广,想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于是,他在工作之余向杨斯盛、江裕生等前辈求教,潜心研究营造技术,收获甚大。后来,他结识了挪威籍建筑师穆勒。当时穆勒专为怡和洋行设计房屋。穆勒把怡和纱厂的一部分工程交给姚锡舟承建,姚锡舟完成得非常出色,为他后来承接大工程打下坚实基础。1900年,年方25岁的姚锡舟独自创办了“姚新记营造厂”,成为上海滩营造业的后起之秀。

1910年,姚锡舟与穆勒、德利合伙开办协泰洋行,成为上海建筑业早期的中外合资建筑企业,也是一家集设计、施工于一体的企业,先后承建了不少重要工程,如中孚银行大楼、中央造币厂、中央银行、恒丰路桥等。其中尤以建造法国总会(即今上海花园饭店裙房)为人所瞩目。

法国总会即今上海花园饭店裙房,建于1926年,地址在茂名南路58号,当时这个地方称凡尔登花园,由法国退伍军人拉白力斯等人筹建,法商赉安洋行设计,姚新记营造厂施工承建。总会新大楼占地约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为二层钢筋混凝土建筑,法国文艺复兴式风格。大楼主入口处呈弧形平面凸出,底层为仿粗石拱券门、窗,二层两侧为爱奥尼式柱廊。室内装饰为装饰艺术派,华贵高雅,处处显现出雍容典雅,不同凡响。内部的彩色玻璃天棚及弹簧地板舞池为上海首次建造,工艺精细复杂,富丽堂皇。1989年新建的花园饭店建成,将其作为裙房,此乃后话。

姚锡舟的另一个重要工程是中央造币厂,厂址在光复西路17号,是中国最早的大型货币印刷铸造厂。中央造币厂于1922年筹建厂房,19248月因资金无着落而停建,直至19333月正式开铸钱币。厂房仿美国费城造币厂式样,由通和洋行设计,姚新记营造厂施工承建。厂房建筑面积为4456.84平方米,三层总高15,把厂房、库房、办公房连作整体。工厂北面形成院落,南面作绿化广场。工厂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古典主义风格。工厂南立面中间设两层高的古罗马爱奥尼巨柱门扇,上有希腊式山花。两翼窗间墙上设爱奥尼式壁柱,窗口有小柱或檐楣等装饰。室内为古典装饰,外墙用汰石子装饰。如今,造币厂具有文物保护价值。

姚锡舟是一位爱国的有远见的企业家,他敏感地意识到建筑业的振兴离不开建材业的发展。他于1921年联合巨商胡耀庭、瞿宏声共同倡议,发动招股,专心致志发展水泥工业。面对日产水泥倾销,他联合启新、江南等几家水泥厂实行联营,确定价格销售,并积极购入机器扩大生产,到1936年水泥年产量达11余万吨。当时报纸称:“本埠所用水泥一律来自华商,日货被挤得毫无地位,抵制日货声中,建筑界有此热血团结,很让人自豪。”

姚锡舟积极支持抗战。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姚锡舟捐款在上海四川南路市六中学处建造伤兵医院支援抗战。他是一位爱国实业家。

姚锡舟先生卒于1944年,享年69岁。其子乃煌、乃炽、乃康、乃寿及有德、清德等均继承父业,活跃在国内外营造界。以姚锡舟先生为代表的姚氏家族已成为上海营造界的建筑世家,至今在上海建筑界中仍有众多姚氏后裔在为中国建筑事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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