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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见证东京审判的高文彬教授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2-02-21 ]
 

 

全程见证东京审判的高文彬教授

黄玉昌

“能够参加东京大审判,对于一个学法律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早已从上海海运学院退休多年的高文彬教授 ,是目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大审判的亲历者。这位毕业于上海东吴法学院的高材生,如今独自一人隐居在上海东长治路的一处高档公寓里。高文彬教授每每谈起自己全过程参加东京审判的这段人生经历,非常感慨。

高文彬出生于192212月。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高文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就在这时,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聘英语翻译。上海东吴法学院教授、知名律师刘世芳把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浚。

19464月的一天,高文彬和另外两名上海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一起到华懋饭店接受考试。一个礼拜后,高文彬接到书面通知,他被录取了。在接受了上海美军司令部的体检之后,1946515,高文彬等一行5人被美国军用汽车送到上海江湾机场,乘坐涡轮式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飞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他们被安排住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距日本皇宫仅一街之遥。

 高文彬看到,战后东京一片萧条,被美军飞机炸得到处是断垣残壁,景况十分凄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一些日本兵回到本土后无事可做,在路边摆地摊维持生计。很多日本妇女被迫沦为妓女,有的大白天在街上拉客。

 然而,由于听信军方的宣传,在普通日本人心目中,皇军是日本天皇的军队,有礼貌又勇敢,绝不会干出灭绝人性的事。于是,东京百姓对国际法庭的审判特别关注。

日本外务省每天发给每名被告家属两张旁听券,其余的旁听券每天早上按排队顺序发放,发完为止。许多人为了能够旁听审判,头一天下午或晚上就开始排队。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黑市倒旁听券现象。特别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受审和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的那几天,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竟然卖到800日元一张,而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月薪只有500日元左右。

 东京法庭自194653日开庭审理,到19481112日宣读判决书,历时两年零六个月,被称为“马拉松”式的审判。“原以为东京审判只需几个月,最多半年。没想到一去就是两年多。” 高文彬说,法庭采用英美诉讼法规则,是审判时间拖得长的原因之一。远东军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大陆法采取究问制,以法官为中心;英美法系采取对质制,以证据为中心。在施行英美法系的法庭中,证据被凸显到无比重要的位置。犯人在最后定罪之前先假定他无罪,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

  东京法庭审理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第二阶段是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第三阶段是各被告为自己辩护和提证。此后是法官评议和判决。东京国际法庭检察方与辩护方提供的证据多达4336件,证人1194人。法庭审理时间长就不难理解了。

  翻译耗时也拖延了审判。起诉、辩论、宣判均需以英、日两种语言进行。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溥仪出庭作证时,需中、英、日三种文字。陈述两天,翻译用了六天。

  高文彬回忆说,法庭除允许被告自己聘请一名日本律师外,还给每个被告派一到两名美国律师帮助辩护。美国律师每月由盟军支付四五百美元薪水,生活非常优越。当时每顿饭花0.4美元。于是,律师经常在庭上拖延时间。高文彬开始被聘为翻译时月薪250美元,几个月后升为检察官秘书,月薪涨到300美元,当时相当于6两黄金,生活很富裕。而辩护律师收入更高,他们自然希望审判时间拉得越长越好。

时任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亲眼看到这些战犯一个个前来法庭受审,心里不由腾起一股伸张正义的畅快。坐在被告席上的战犯们,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一个个表情呆滞。高文彬注意到,溥仪黑黑的、瘦瘦的,表情非常紧张;大战犯东条英机低眉垂目,故作镇定;土肥原贤二受审时,左脸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

高文彬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证据。有一天,他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军刀插地的少尉军官洋洋得意,题目是《百人斩超记录》。图片上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岩,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军刀卷了刀刃。

照片被传回国内,国民政府国防部致电盟军总部,将两犯在日本老家捕获,押解南京。“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路边摆地摊。”高文彬回忆说。1948128日,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在南京执行了枪决。

最令中国官员头疼的,是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举证。高文彬说,此二人在东北干了很多坏事,尽人皆知,但证据的搜集却相当困难。“当时吃不下,睡不香。不把此二人绳之以法,我们如何见江东父老?”后来,中国检察组找到了日本关东军的一份印有土肥原贤二印章的特务机关的报告,名为《奉天》,里面讲到当时中国华南地区老百姓听到土肥原、板垣名字就会谈虎色变,说明日本战犯在中国的凶残程度。“这一证据给了他们致命一击。”高文彬兴奋地说。

但是,命运并不因高文彬曾经拥有的辉煌而特别照顾他。 东京大审判结束之后,法庭上结识的美国朋友邀请他赴美深造。他考虑到自己一大家子人都在上海,作为长子,肩负着养家的重任,所以婉谢了对方的好意。那时他自以为以后机会还多着呢。

1952年,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的高文彬,受一名被打成“特嫌”的东吴法学院的老师牵连被捕,判10年劳改。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高文彬才获平反。后来,他被上海海运学院聘为教授。

1990年,高文彬教授应邀赴美国缅因州州立大学法学院和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一年半。从美国回来不久,高文彬与其他一些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的老人一同参与了《英美法大词典》的编纂工作。高文彬教授说:“我国施行大陆法,而英美等国施行英美法。随着我国加入WTO,英美法系的工具书显得越来越重要。”这部名扬海内外的大书,投入了高文彬教授晚年的全部心血。

  现在,由于年事已高,高文彬不再从事与国际法相关的事情。他现在最大的乐趣是每天与远在美国的女儿通过互联网用英文聊天。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没有记性的民族,是不能进步的。”高文彬教授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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