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检索:
浦东党史
当前位置:
浅论黄炎培主要思想对当代青年的示范教育意义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7-11-02 ]
  2008年是我国近现代杰出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和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新中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黄炎培先生诞辰130周年,而2009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交汇点,回顾学习黄炎培先生的主要思想,无疑对当代青年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爱国既要有“发乎于情”的强烈诉求,更要有“止乎于理”的大局意识,更需要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爱国主义,从来不能只靠挥舞的旗帜、铿锵的言语,仅仅表达义愤是不够的,釆取一些过激行动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爱国需要激情,同时更需要理性。黄炎培先生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一分精神全为国,一分光阴全为民”,处处充盈着理性深厚的爱国思想,让人敬仰,更需借鉴践行。
  一是直言执政周期论所体现出的忧患意识。1945年,黄炎培先生和其他几位政界人士飞赴延安访问,在孕育人民中国光辉未来的朴素窑洞里,他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倾谈,说出了一段至今令人发省的名言:“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人、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关于周期率的提问和“接着说”的肺腑之言,无不体现他对于政党执政、国家治理的忧患意识。也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请他“出山”时,他竟以71岁高龄欣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并兼财经委员会委员。家人问他为什么以前不想当官现在却要做官?他的回答是: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不做。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二是创建党派社团所体现出的救国思考。学习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不能不回顾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也不能不考察他牵头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主建国会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本意主张。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无不是每个爱国者奋斗的共同目标,救国主义成为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而教育救国就是这样一个曾为许多知识分子信仰的救国方案。辛亥革命失败后,黄炎培教育救国的思想更为强烈,1917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战时期,1941年3月19日,他发起成立民盟,其政治主张是抗日——反对妥协,民主——反对独裁,团结——反对内战。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16日,他又发起成立民建,其政治主张可归结为和平、民主、统一、建设。他和近现代一些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其救国思想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抗日救国”,再到坚信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的演变过程,1945年延安之行,他找到了真理,选择了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将其晚年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三是借鉴探索国外教育经验所体现出的开放心态。1915年黄炎培赴美国考察,行前他给自己定出原则:“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时时心里存着一个“我”字,对于一切外国的经验、理论、制度和方法,不是舍己从人,而是为我所用。这次赴美考察前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美国教育、实业和政界的各方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两个月的考察使他深受教益。面对生机勃勃的美国职业教育,他感到寻找到了改革中国教育的“良方”:“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回念吾国,……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1917年他再赴菲律宾、日本作考察,他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科教兴国在今天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决策,而职业教育的理念却是经过几代人的探索才渐入人心。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在批判地总结中国传统的文化及教育理论,并广泛地吸收西方新兴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历了从教育救国思想到实用主义教育,最后到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思想的过程。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创建学习型组织同样有启发。
  一是有业乐业理念。黄炎培先生明确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引入了中国现代教育理念之中。他将“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立为职业教育的四大目的,旨在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崇高教育理想,同时阐释了职业教育服务社会、以就业为导向的根本宗旨。
  二是敬业乐群职业观。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复强调:“有人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个己谋生活,这种误会,不可不注意。职业教育……不仅是为个人谋生的,而且是为社会服务的。”在他看来,“第一要义即‘为群服务’”。后来他更明确地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概括为“敬业乐群”四个字。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所谓“乐群”,是指“具有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
  三是大职业教育主义。1925年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了《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指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工、农、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大职业教育主义”实质上是—种办好职业教育的方法,即争取教育界、职业界等社会各方的配合与协作,以众人之合力来办职业教育。这种方法对当前办好职业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至真至诚的为人品格
   
  黄炎培先生曾写了一则座有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既是黄炎培先生的人生写照,也是当代青年学习的道德楷模。
  一是诚挚诤言。作为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党外代表人士,他总是光明磊落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设性的建议。史料载明: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先生致毛主席的亲笔书信一百零几封,毛主席给黄炎培先生亲笔书函60余封。据证实,信函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就勇于讲真话和及时反映社情民意而言,黄炎培堪称是一位披肝沥胆、推心置腹的党外人士的楷模。也正因为毛主席对黄炎培这样的诤友和畏友提出的意见,总是认真听取,适时采纳,或供各方参考,他为此感慨万分,建言献策也更加积极主动。
  二是严于律己。黄炎培先生在他的寓所里,长期挂着一副自撰的对联: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切莫奢华过甚,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他说:“名,吾所不求;功,吾所不争;将吾整个生命,完全献给我国家、民族生存工作上。”为了办职教事业,他曾两次拒绝出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曾数下南洋,向华侨募集经费,自己却分文不取;他常年立足基层,孜孜不倦,真正不为名、利、功所动。
  三是崇尚人格。黄炎培先生认为做人一定要追求真理,不被纷杂的邪说所诱惑,以致误入歧途。人没有私欲就会变得刚正,理直气壮。要养成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他告诫同学们“自己尊重人格,同时还须尊重他人人格;互相尊重,实为人与人最理想的境地。”他曾向青年提出四种人格修养:“(1)高尚纯洁的人格;(2)博爱互助的精神;(3)侠义勇敢的气概;(4)刻苦耐劳的习惯。”并奉为做人的根本。
  (摘自《浦东文史》2008第四期,作者:李幼林,时任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部务委员兼宣传处处长)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