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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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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钧和淞浦特委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7-11-09 ]
  我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的,我的家乡不在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我14岁时逃难到上海,先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中读书,“五卅”惨案发生后,我不读了。后到侯绍裘烈士办的敬贤女中读书,接受了党的教育。1925年参加了共青团,和进步学生一起参加党的宣传、演讲活动。1926年我转到景平女中读书,校长是林钧,这样我们就认识了。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上海成为大革命的中心。
  1927年“四•一二”之后,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大屠杀中,林钧乔装苦力逃往武汉,武汉政府劳工部长是苏兆徵同志。在蒋介石大屠杀中,上海一带进步青年逃往武汉者甚多,在武汉成立有江、浙两省同乡会,专门接待逃亡于武汉的同志,接待办公室负责人是金学成、丁晓先。林钧去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党代会后任劳工部秘书长之职。我于1927年6月因反对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逃往武汉。我到武汉后与林钧相遇,由苏兆徵同志介绍,我俩结婚成为夫妇。
  1927年7月,蒋汪合流,党中央下令所有的党团员必须在7月底全部集中于江西南昌、九江等地。我与林钧在7月底前到达九江去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林钧在起义后随军东去。我因体力不支,由九江乘船返回上海,避居于南汇县城林的姐姐朱建铿家。
  1927年11月,林钧随军到广东汕头,适逢潮汕“海陆丰暴动”。之后林与军队失去联系而溃散,林钧由香港回上海(回到南汇、奉贤等地)。在“四•一二”之后,党的组织转入地下。浦东奉贤县奉城的曙光中学,该校校长李主一,是中共党员,与江苏省委有联系。当时曙光中学里有党员刘晓、姜兆林、姜辉林等在那里任教任职。林钧回浦东后在李主一同志的帮助下,在曙光中学宿舍阁楼上召开过一次党团员秘密会议,由林钧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参加这次会议对象是一批由武汉返回浦东的党团员,如周大根、宋益三、赵天鹏、宋亚、金学成、杨淑英、赵乃仙等。会议主要精神是鼓励党团员振作精神,重新再投入战斗。在这会议后,我和林钧即回到上海租屋居住。
  李主一同志在我们回上海后,曾来我家两次,与林钧会面。在最后一次会面时,李说到江苏省委送一封信后到我家来吃饭,约好时间是中午。结果我们等了一中午不见李主一回来,我和林钧感到事情有变,也没吃饭,赶快外走避开。后来我们得知,省委机关已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李主一不知机关出事,叩门进入时,正好被守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后李被解往警备司令部,惨遭暗杀。奉贤曙光中学被查封,部分老师逃到上海,如刘晓、姜家两姐妹、陈兆兰、姚纯金等,由林钧接待,住在旅馆里。这许多同志,后来都成为浦东县委和淞浦特委的主要骨干。这时林钧已与省委恽代英同志接上关系。
  1928年1月在江苏省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浦东县委,由林钧任书记,领导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时间不太长。后由省委指示改建为中共淞浦特委。淞浦特委机关最初设在上海市延安中路1012号,即民福里2号内(当时这地区属法租界)。机关由我和范纯金(女)二人看守(林钧也住在这里),平日为淞浦特委机关开会场所,不为一般同志所知。为躲避反动派耳目,淞浦特委机关常常搬迁,或几天搬一次,或一月搬一次,搬的次数和地点之多,我已记不清了。记得省委布置过开两次大会,今天开完会,明天即搬家。
  淞浦特委组成成员有:杭果人、陈云、林钧、刘晓、严朴,共五人。当时执行了李立三路线,发动农民起来抗租抗税斗争。淞浦特委领导有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等十多个县。委员的分工为:林钧、刘晓负责川沙、奉贤、南汇三县。当时这三县各成立有县委,川沙县委书记汪裕先(后被捕被杀害),奉贤县委书记金学成、宋亚,南汇县委书记有周大根、宋益三、杨杏春三人(三人先后被捕过,一个个接替),1930年最后一位县委书记是吴仲超同志。吴解放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馆馆长(已去世)。陈云同志负责青浦等县,严朴负责松江等地。淞浦特委由金学成负责联系机关事务、开会会场布置、搬移租屋等,赵乃仙任秘书,陈兆兰、姜兆麟、姜辉林等任交通。我的组织关系从此转入党内。浦委和淞浦特委的上级领导是江苏省委,恽代英、澎湃、何孟雄等人领导过南四团,庄行、枫泾等暴动。1930年夏,淞浦特委因批判党内李立三路线错误而撤消,我和林钧、姜辉林、陈兆兰四人被分配到上海市沪东区区委工作(不久林钧在浦东被捕)。
  1930年林钧被捕后,判刑8年。当时我们已有两个小孩(一个3岁,一个才1岁),得到党组织的同意,我回到林钧家乡暂住。我因两个孩子拖累而无法工作,后得川沙新港镇林钧的姑父陆逸如先生之助,介绍我在新港小学任小学教师3年。我的党组织关系仍在上海。我在林钧被捕后,我母亲来找我,母女才恢复关系。我在新港小学任教,每半月回上海母家一次,党组织有姜辉林同志常来我母家看我(我母亲住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开有店铺),约有两年许。姜辉林同志调往南京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惨遭杀害,葬于雨花台。从此我与党失去联系。
  抗战初期,周大根同志在浦东泥城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他邀请林钧下乡一起干,因此林钧带华华中学学生下乡。一方面他在上海与“八办”挂钩联系,在“八办”的指导下,向游击队支援枪支、药品等。林钧每月与“八办”的同志约期会面,汇报浦东游击队情况。“八办”同志来我家与林钧会见时,我把家人孩子引开,让他们可以畅谈。
  林钧与潘汉年相识在淞浦特委时期。林钧与江苏省委有工作上联系,当时潘是中央特科领导之一,虽然中央特科与江苏省委是两个机构,但两人早已认得。在抗日战争时期,潘是上海“八办”的领导之一,潘搞上层统战工作。1944年5月中旬,林钧在德清县境被国民党特务卓清宝暗杀。
  上海解放后,杀害林钧的凶手卓清宝,没有逃跑,我知道他还在上海。我就写信给周总理,告诉林钧被害的情况。我也写信给上海市军管会,告诉这个凶手在哪里。周总理很快打了一个电报给上海公安局,公安局把这个凶手抓住了。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是潘汉年,组织部长是刘晓同志。市委知道我的情况后,相当关心和照顾,把我安排到市百一店工作,小孩子的读书问题也解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恢复了组织关系,享受了应有的待遇。市委和川沙有关部门对林钧的问题也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我感谢党对烈士和我家的关心和照顾,也要感谢川沙县委、县政府对林钧故居的处置。我要鼓励我的子女和林钧的战友,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为党工作。
  (以上是杨淑英同志在中共川沙县委召开的纪念建党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由沈润章同志记录整理。杨叔英系林钧的妻子。)
(摘自《浦东文史》2008第四期,作者:杨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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