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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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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战士潘海根采访录(节录)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7-11-23 ]
  釆访时间:2009年10月10日上午
  釆访地点:松江区潘海根住宅
  釆访主题:浦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釆访人:唐国良  柴志光  龙鸿彬
  我是浦东南汇人,193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民区,家境贫寒,靠父亲做泥瓦工挣钱负担全家五口人的生活。1937年“八•一三”日本鬼子侵占上海,为了逃避日寇的铁蹄,父母带着我们三个小孩逃回南汇老家,回乡不久灾难还是来临,父亲被日本鬼子的走狗伪军抓去杀害;接着家中又遭土匪抢劫,因找不到钱财,那些丧心病狂的土匪向母亲身上浇汽油,活活将她烧死。父母双亡,只剩下我们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在那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有谁来照料我们呢?为了生存,10岁的哥哥去当学徒,3岁的妹妹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而我那时只有7岁,给人家当儿子岁数有点大了,给人家做工岁数又太小,于是只好四处流浪,要饭求生。
  记得是在1941年秋冬之间,我在南汇海边的小镇二灶泓流浪时,在一家卖羊肉的店里见到了我父亲昔日的朋友周志萍。当时周志萍与店老板正在拉二胡,我跑进去叫了一声周叔叔。他看到我后停下了二胡,问我的状况。我告诉他自己家庭的一系列变故,周志萍同情地对我说:海根,你跟我走吧。我听了这话高兴极了,以为他会收养我,或者帮我介绍学生意。随后周志萍把我带到驻扎在农村的一支部队里。原来,周志萍是这支部队的中队长,有30多人,3支步枪,七八颗手榴弹,还有几把大刀,周队长本人有一支六寸手枪。于是我留在周队长身边当小勤务员,当时我刚刚9周岁。这支部队主要活动在南汇长沟乡、老港和祝桥乡的边缘。大约在1941年底或是1942年头,这支部队根据党的指示要打入伪军部队,今后伺机搞策反。谁知到了南汇县城的第二天,部队集合在一个操场上,日本鬼子一个军官来视察训话,看到我是一个小孩子,便挥挥手道:小孩的不要,开路开路的!意思是小孩子不能打仗,叫我滚蛋。就这样,我被迫离开了部队,重新过上了流浪生活。
  1942年的冬天,有一天,下着小雪,我在二灶泓小镇那个卖羊肉的小店里又见到了周志萍。我忙跑去对他说:周队长,我现在仍在流浪讨饭,吃了上顿没下顿,还是让我跟着你吧。周队长听罢答应了,他把我带到:二灶泓西南的一个村里,那里驻扎着朱亚民的部队,他对朱亚民讲述了我父母遇害的情况,并且介绍了我在周志萍部队里当勤务兵的表现以及现在的处境等,请求朱亚明收留我在部队。朱亚明见我年纪实在太小,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当兵?我脱口而出:要吃饭,要报仇!朱亚民又问我:我们部队要打仗你怕吗?路走得动吗?我回答说:打仗我不怕,我要报仇,就是要打鬼子、打伪军、杀土匪,我要饭也要走路的。朱亚民听了我的回答后,对我的悲惨遭遇和流浪生活十分同情,见我为父母报仇打鬼子的决心很大,于是笑眯眯地说:那你留在部队里试试看吧。在场的同志见我又矮又痩,还没—支步枪高,不由窃笑,但他们对我为父母报仇的勇气和决心都大为赞赏。于是我终于参加了革命部队,这一刻也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此时我刚10周岁。
  侦察、联络是我的特长之一,由于我年纪小,个子又矮,走到外面一般不大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我经常扮作乡下孩子去执行任务。记得是在1944年朱亚民支队长带“英雄”和“顽强”两个中队去浙东开会,留下“紧张”中队在泥城一带活动,而张席珍参谋长和金子明部长都带着电台,只有陈金达的一个加强班保护活动。为了安全,我们一般都住宿在偏僻、敌人不容易去的村庄。我几乎天天出去,在路口或敌人可能出没的地方放哨警戒。外出警戒时我向老百姓借一只棉花袋围在身上,手里拿一把刀,边割草边监视。有时向村民借一只羊,边放羊边观察,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有一天,我牵了一只羊,带了一支六寸手枪出去侦察放哨,结果被作战参谋杨明德同志知道了,他狠狠地批评我擅自带枪,容易被敌人发现。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杨参谋:这一带青庄稼茂密,有时很难看到敌人,如果敌人来到眼前来不及回来报告时,我可以先向敌人开枪,就算自己牺牲了,也可以用枪声报告部队警惕或转移。杨参谋听了我的这番话,感到挺有道理,就不发火了,对我说:以后这样做,先得报告领导。
  自己的想法得到首长的认可,使我觉得自己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但也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得到部队和首长们的信任。有时候支队派我到某地,把地方武装小组的同志如黄川农、张震言、夏筱堂等接到部队来研究工作;有时又派我去邀请乡、保到部队来商量有关事宜等。
  打储家店后,“紧张”中队的两个战士负伤,一个伤在腿上,一个姓唐的战士伤在肺上,出血不止。两个战士安排在农村老百姓家里养伤,乡下的医生都是中医,没有西医,于是组织上要我到一家开在敌人据点大团镇上的诊所去请张磊医生来为他们治伤。由于我人小个子矮,身上穿得很破旧,一路上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顺利地将张磊医生带到两位战士养伤的村子,及时为他们进行了治疗。
  1944年,得知祝桥鬼子要到南汇去。张参谋决定由杜锐、赵熊两位领导带着“顽强”中队去伏击敌人,我们在祝桥到南汇的公路中段,先在盐仓镇南首设伏,一天一夜后又转移到盐仓镇的北面设伏一天一夜。在部队埋伏时,我以割草喂羊为掩护,高度警惕地监视着敌人,惟恐失职耽误战机。后来因敌人行动推迟,我们部队主动撤走了。如果敌人准时到达,那将是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我们小分队经过一段时间与日伪作战,部队从12个人发展到几十个人,武器装备不仅是短枪,也有长枪了,但还缺少机枪。在与敌人打遭遇战、伏击战时,总感到火力不足,迫切需要机枪。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我们得知奉贤东南靠近钱塘江有一个名为钱家桥的小镇,驻有十来个鬼子,有一挺机枪,伪军有一个中队,但大多驻在镇的周边地区,留在镇上的少数伪军只是负责在镇口站岗。
  情况表明,钱家桥日寇据点是理想的攻击目标。端掉钱家桥据点,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开辟出一条从奉贤东南地区,渡过钱塘江到达浙东根据地较近的交通线。朱亚民与指战员研究认为,要吃掉这股装备精良固守据点的鬼子,在战术上只能奇袭,不能硬打。在行动前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施展一切侦察手段摸清据点日伪兵力、装备、活动规律以及据点地理环境,从而制订周密的战斗方案;二是通过关系做好据点密探的策反工作。
  小分队决定派出在那一带活动的武装小组负责人黄志英(后叛变)及张宝生等人负责这两项任务。他们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任务。钱家桥镇共有密探8人,在浦东人民抗日斗争大好形势下,我们对他们晓之以理,经过教育策反,他们也认识到再继续跟随日寇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经过我们耐心策反工作,有3个密探愿意将功赎罪为抗日出力。与此同时,侦察人员根据侦察结果绘制出了钱家桥鬼子据点地形平面图。
  1943年3月29日,朱亚民率领十几个队员,分成三个战斗组,冒着雨向钱家桥据点出发。晚9时许,与黄志英的武装小组及3个策反密探会合。在密探的带领下,我们尖兵接近了伪军岗哨,对方发出了“干什么的”口令。密探从容地回答道:“密探。”并回答了口令、哨兵一听密探声音,毫不怀疑立刻让路,此时两个队员突然用枪抵住那个哨兵:缴枪不杀,我们是五支队!那个哨兵乖乖地举手被缴了械。策反密探一边走一边叫着:“东洋先生,东洋先生”,以麻痹敌人,掩护我们游击小组的行动。我们队员迅速进入日军宿舍院内,只见室内烛光通明,有个在院内放哨的鬼子正在叽里咕噜打电话,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说时迟,那时快,队员们朝着室内的鬼子一阵扫射,当即打死了大半。另一个小组,冲进伪军院内,几只手电筒一齐照向伪军并同声大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从睡梦中惊醒的伪军只得乖乖地举手投降。
  奇袭钱家桥日宼据点,从摸哨到解决战斗,总共不到20分钟,击毙日军绳山秋芷、市川岩次郎、小山熏等3人和伪军1名,缴获日军新式“九六”式机枪1挺、步枪4支、短枪1支,而我们无一伤亡。日军一名叫赤口的小队长当时正在赌钱,战斗打响时,他听到了枪声立刻逃跑,捡回了一条命。
  第二天,南桥日寇出动兵力来到钱家桥,把小小的钱家桥围得水泄不通。但哪里还找得到我们的踪影,日军司令官吉野只得向上司谎报3个鬼子是被密探杀死的,并将临阵逃脱的赤口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抬着鬼子的尸体灰溜溜地回南桥去了。
(摘自《浦东文史》201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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