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检索:
浦东党史
当前位置:
从大国关系演变看张闻天的国际战略思想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7-12-14 ]
  张闻天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50年至1959年,他曾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期间,对国际问题和新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独到性见解,形成了特色鲜明并具有重要理论和历史价值的国际战略思想。下面,我着重从中苏、中美关系的演变和新时期外交战略的调整这三个方面,对张闻天的国际战略思想做些考察和分析。
  首先,从中苏关系的演变看。中苏两国关系的演变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从最初的全面友好到后来的剑拔弩张,两国关系急转弯式的巨大变化对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严峻考验,需要从国际大环境和中国外交总体战略的层面上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张闻天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进行过深入思考和精辟论述,提出过一系列发人深思的独到性见解和重要思想。主要是:
  第一,他提出要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主张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1956年5月23日,他在驻苏东地区使节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指出:在我们阵营内部,每个成员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执行着自己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能独立决定自己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其他国家只能从旁加以协助,而“不得进行直接干涉”。同年8月,他在为中共八大准备的发言稿《论和平共处》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每个国家也还有它的许多特点,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有着各种差别性。因此,根据我们共同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在我们之间同样地也不容许把一个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他还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不仅适用于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体系的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同一个体系的国家之间。”我们应当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他的这一思想主张,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并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形成了共识。
  第二,他强调独立自主,主张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中公开地树立起自己的方向。根据中苏关系每况愈下的发展态势,张闻天多次强调了在发展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性。1958年6月17日,他在外交部党组务虚会讨论毛泽东关于“坚持和美国斗争”的讲话精神时发言指出:“我们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差别,总的说来,是它们对美国还有些怕。赫鲁晓夫说不怕,但是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还是有些怕,怕美国,也怕西德,……过去为了照顾苏联,我们在宣传上没有把主席的思想讲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要把主席的思想加以发挥,在国际关系中,对外政策中公开地树立起我们的方向。”
  第三,他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主张制定自己的国际法。针对国内已往“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往往是抄袭苏联”的做法,张闻天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苏联的国际法教本中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很严重,如何打破苏联的框子值得研究”。他提出:“无产阶级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是民族平等和国际合作,是当今有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还强调说:“我们的国际法是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因此要理直气壮地讲,越讲得彻底,接受我们的人就越多……我们的东西今天承认它的人是多是少无关重要,关键在于它本身是否正确。”
  其次,从中美关系的演变看。由于受冷战格局的影响,中美两国对峙长达20多年。但是,国际关系发展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美斗争,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这是处理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张闻天的有关思想在今天看来极其可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第一,他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第二,他深刻洞察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中立主义倾向,提出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和平统一战线促成普遍的和平共处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他指出:“在西方,除了那些原来就执行中立政策、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以外”,有许多参加了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国家,由于没有从冷战中得到任何好处,并且扩军备战的沉重负担加剧了它们的经济困难,人民群众起来为防止战争、保卫和平而斗争,形成了对西方各国政府的强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立倾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他认为,这样的中立运动,“已经成为阻止侵略势力发动战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利于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鉴于当时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尚未正式建交,张闻天着重强调了发展与这些国家的民间交往和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和平统一战线促成普遍的和平共处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第三,他深刻地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提出了争取“特殊的中间地带”的思想。他根据西方各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曾多次强调“对美英的一致不应估计过高,对其分歧和矛盾则不应估计过低”,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是绝对的,日益加深的,合作则是表面的和暂时的”。1957年1月中旬,他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等单位举办的报告会上作关于我国对外政策的报告时,进一步分析了英法一类西方国家的地位,明确将它们划到“中间地带”的范围,他说:“这些国家,若从两个阵营来分,是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但如以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帝国主义来分,它们又处于中间地带。因此,对这些国家不能同美国一样看待。”他的这一思想不仅为毛泽东在40年代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增添了崭新的内容,而且对毛泽东在70年代重新认识和划分世界政治格局,以及在苏联霸权主义猖獗并对我国安全构成主要威胁的情况下,逐步调整“反两霸”的国际战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他分析了美国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变化,提出反美斗争应从改善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1957年12月,他在阐述我国的对外政策时曾解释说:“对顽固的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必要的,但在这种斗争中也并不放弃寻求共同点,以缓和相互关系。中美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58年7月14日,他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作最后发言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对美帝国主义,我们即使是针锋相对地斗争,但也还是‘狠打而不打绝’,并不是一点妥协可能也没有。”张闻天的上述看法和主张,不仅对70年代初期我国调整对美政策、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来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贯彻执行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
  此外,张闻天同志在从事外交工作的近十年间,还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和平外交政策的战略思想。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一贯主张并反复强调外交工作总的目的是“争取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解释说:“只有同其他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更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我们在外交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这就是为我国保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他根据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同时存在的论断,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共处意味着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进行各方面的和平竞赛”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不怕和平竞赛”,“既然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不断鼓吹所谓自由世界的好处,那么就请他们不再搞军备竞赛,而同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上的和平竞赛吧。我们主张各国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并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进行和平竞赛。”他认为,50年代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这表明张闻天较早地突破了“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传统理论框框和思维误区,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准则和理念。他的这一观念,得到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继承和发挥,充分展示了它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第三,张闻天对世界多样化问题也有着独到的认识,并且根据各国之间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愿望日趋强烈的情况,强调了发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他明确表示:“世界上的国家是多种多样的,有着各种不同的类型,这就要求我们除对国际形势有总的分析外,还必须对各国作具体的分析。”“对于所有国家既不能完全看成一个样子,也不能一成不变地去看待,不但要分析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且要注意这些国家的情况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能为老一套的教条主义和陈旧观点所束缚”。“各国都要进行对外贸易,要有文化交流,完全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因此,国际合作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合作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各方面的内容,例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盟,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贸易和文化联系,政府间和人民间的相互来往等。”
  (摘自《浦东文史》2010年第四期,作者:张士义,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三处处长,限于篇幅,编辑部作了删节)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