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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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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1-11 ]
  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遵义会议到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通称总书记)。他在中共党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铸就了他崇高的历史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高度评价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肯定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党史学界,发表了不少著作和许多论文,并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论述、阐发他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理论。张闻天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德、立功、立言”,他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在上午参观的张闻天故居陈列中得到了全面的、集中的展现。在这里,我不避重复,把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从十个方面略加评论,以纪念这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110周年诞辰。
  一、在五四运动中,张闻天是青年学生中自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在五四运动中,张闻天是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最活跃的学生之一。1919年8月19日至21日,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号至52号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进窥”即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他还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四个时代的学说来分析中国现代社会的“四大变动”,指出辛亥革命取得的进步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中国依旧退回到了封建专制时代。他明确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革命的方式“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
  我们知道,载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因印刷延误是在1919年9月问世的。在张闻天公开摘录“十大纲领”之前,只有成仿吾于同年4月在《每周评论》上摘译、谭平山于同年5月在《新潮》上择要介绍过,张闻天的全文摘录是中国早期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文献之一。在全国先进青年中,在当时各地青年的报刊上,居于最前列。
  二、张闻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他在文学创作、翻译、理论方面均有突出建树,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之一。
  张闻天首先以翻译家现身文坛。他先后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刊《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译述《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长篇论文《王尔德介绍》《哥德的<浮士德>》等。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译著西班牙《倍那文德戏曲集》(与沈雁冰合译)、俄罗斯安特列夫的《狗的跳舞》等、总共有七种之多。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旅途》、三幕话剧、短篇小说《逃亡者》《飘零的黄叶》等也很有影响。在当时,张闻天就是有名的“少年文学家”。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大会致悼词,说张闻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这是很恰切的评价。
  三、张闻天是“左”倾错误领导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
  在1932年10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目前形势”报告中首先提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之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会后三四天,他即写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接着,他又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此文批评文艺战线上“左”倾错误的两种主要表现: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指明“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尖锐批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毛病。从政治上看,是临时中央内以张闻天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局部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并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及其进步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将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实行“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转变的开端。
  四、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第一次历史转折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危急关头,同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起,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是历史的选择。
  在中央苏区,张闻天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略、策略和对于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方针等方面,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并逐步同毛泽东走到一起。
  在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在长征途中,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进行了争论。过了老山界,张闻天他们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惶失措的逃跑。中央红军到达湘西通道地区时,张闻天了解战局变化后,即与毛泽东商量,提出转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
  在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他预先按照中央队三人团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观点起草了一份“提纲”。张闻天的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决定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1935年2月5日晚,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附近的小村庄花房子,中央常委讨论分工,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通称总书记。
  张闻天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后,立即担负起完成历史转折的重任。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团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军,一路开会,及时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完成遵义会议预定的任务。
  五、张闻天和毛泽东紧密合作,战胜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领导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之后,北上和南下两种战略方针存在严重分歧。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南下的逃跑主义方针。张闻天主持了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要求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9月10日,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月12日,张闻天主持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带领党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19日进驻吴起镇,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
  六、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实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并通过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合作,采取转变白区工作方针、联合地方实力派(首先是东北军)等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各条战线实行政策策略的转变,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双十二事变爆发。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正确分析出发,提出我党处理事变的根本战略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
  在“放蒋”“扣张”后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复杂惊险局面中,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采取正确对策,一方面用各种办法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表示在此前提下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此后,正式重开国共合作谈判。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持续半年、跌宕起伏的谈判。张闻天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最大的历史贡献之一。
  七、张闻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左”倾错误,自觉地提出“还账”和“补课”
  的请求,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写出大量高水平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央决策参考,而且写出《出发归来记》那样深刻的总结。他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同志做出了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榜样。
  八、在建国前夕,张闻天科学分析东北经济构成,提出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九、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以无私无畏的精神,系统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和缺点的主观原因,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正确思想、方针的代表。
  十、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打击,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但仍然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事业,坚持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在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和读书笔记,他在“文革”中写的肇庆文稿,是批判“左”倾错误的光辉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他的理论创造,说明他是一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者,是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上述十点,主要是着眼于他的丰功伟绩和理论建树来讲的。他的道德、品格,更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所推崇。江泽民肯定他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尚昆称赞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我想套用古人关于“三不朽”的标准来对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历史地位作一简要的概括: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被视为伟大人物的标准。张闻天达到了永垂不朽的这三个标准。张闻天令人景仰,让人钦佩的,不仅是他在民族、国家和党危急存亡的时候立下的功,还在于他处于逆境中立下的德和言。在庐山会议形势逆转时,他的忠言直谏;在撤职罢官后,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在“文化大革命”狂潮中,他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独自承担责任;在流放生活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肇庆文稿”。在可以推倭的时候,他不推倭;在可以苟且的时候,他不苟且;在明知前途充满风险的情况下,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在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倦地进行理论创造。多么高尚的品德,多么完美的人格啊!从庐山发言到肇庆文稿,张闻天在逆境中写下的这些著作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不可多得的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现在以至多少年后,人们还可以享用张闻天奉献的宝贵精神财富。还有什么比得上斯人已逝而能泽被后世呢!
  (摘自《浦东文史》2010年第四期,作者:程中原,系张闻天文集传记组副组长,限于篇幅,编辑部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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