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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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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就是浦东人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5-31 ]
  口  述:胡  炜
  采  访:严爱云  黄金平  张东保
  整  理:张东保
  时  间:2013年8月16日
   
  胡炜,1947年生,浙江绍兴人。曾任上海市黄浦区副区长、代区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2年12月至2003年2月,任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浦东的开发开放是跨世纪的大事,对上海、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伟大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领导、市委市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很多战略决策都是很经典的。一开始的那段时间,中央常委每年都会来,他们对浦东了如指掌,每个人都非常关心浦东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期望。吴邦国、黄菊等市领导更是从规划、建设、经济、社会管理各方面给予一系列的指导和指示,特别是黄菊同志,每年至少来浦东两次,年中检查开发建设落实的情况,年底为明年的工作作部署,年年如此,雷打不动。所以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成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调动全市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全力推进下所取得的,凝聚着全国、全市以及浦东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智慧和辛劳。
   
不可想象的速度和效率
   
  我跟浦东有着不解之缘。1987年,我担任黄浦区副区长,1992年,任代区长。当时浦东陆家嘴地区实际上也是黄浦的一部分,我1992年到浦东一直到2003年,之后就到市人大。我刚到浦东的时候,市里明确我是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当时机构里一共四个人,书记是赵启正,两个副书记是王洪泉和我,黄奇帆是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其他的副主任都是开发公司领导兼的。我主要负责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经济管理这一块,从我进来一直到结束,这一块就是我管,所以从对浦东这段时间行政管理的了解程度来说,无人可比。我在浦东11年,从45岁一直工作到56岁,人生黄金的11年献给了浦东。全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的领导班子,我们过去都很熟,一茬接一茬的。像我在浦东一干就十多年的,可能找不出第二人。我跟领导说我退下来也要到浦东,我住也要住浦东,我对浦东的感情太深了,这辈子就是浦东人了。
  我很有幸能到浦东来。当时在筹备初期,要组建四大开发公司,市里通知要有个区里的领导,当时我跟黄浦区委书记胡瑞邦说,让我去。瑞邦说,你在主持区政府工作,你怎么好去?所以我们派了副区长余力到浦东来,参与筹建陆家嘴公司等工作。后来三区两县(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川沙县、上海县)的浦东部分合并了以后,我就一起过来了。组建浦东新区管委会时,黄菊同志和市里有关领导开了无数次会,黄菊同志跟我说,浦东新区从1990年至1992年这段,总的是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三区两县和各委办局各司其职、浦东开发办协调推进这样一个体制。当时是筹备期间,建设和开发的任务不是很重,主要是为了筹措一些规划方案和启动的事,这个体制能够比较集中地来做一些研究和启动的事。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开发建设阶段,那时候就要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三区两县的体制显然不适应,所以当时市里决定三区两县的浦东部分合并。在机构设置过程中,黄菊和吴邦国同志都有很精彩的话,黄菊同志提出浦东的体制机制一定要“四个率先”:一是率先探索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公开竞争,浦东事浦东办;二是率先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三是率先建立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创造浦东速度;四是率先形成统一精简高效、有权威的政府管理机制。吴邦国同志也谆谆嘱咐我们:要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浦东是伟大的跨世纪工程,要对子孙、对民族、对国家高度负责,你们很有幸作为浦东的一员,要能够对得起历史,做好这份工作;参与浦东开发的同志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不断探索,要大思路、大手笔,做大文章;浦东新区要在启正同志的领导下,成为团结、有朝气、有活力的班子,启正是党政一把手,管总的,王洪泉管平稳过渡的事,胡炜管开发建设,黄奇帆抓事权交接。
  应该说当时领导是很细的,既有重大的战略决策,又有具体的分工。比如在事权交接时特别说到要“东事东办”,浦东是单列副省级格局,浦东新区委办局都是副厅级,“东事东办”就是市政府的有关事权,如果浦东能办的,尽量给浦东办,还有一些事权是市里的,委托浦东办,重大的市政工程、项目还是由市里办。这就有权力移交的问题,移交的时候,领导和各方面商量得也很清楚,即先原则后具体,先交接后办文,先社会后经济建设。先社会是因为怕整个管理出现空白,人民群众开门七件事,中小学、医院、环境、安全等,在交接的时候不要乱,这一块要先交接,才能保证开发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
  另外还要先人员开始工作后级别调整,先干活再调动。因为有好多人都是各个系统调来的,所以特别强调连续性、稳定性,不断不乱。市委市政府对浦东的体制机制已经调查得很多了,但是具体形成方案时,赵启正同志让我和黄奇帆两个人具体商量。我们两个人花半天时间敲定,这种事的速度和效率在现在是不可以想象的。党委部门设了三个,第一个是办公厅,分管党政、宣传、统战等方面;第二个是组织部,劳动、人事全部在里面;第三个是纪委。
  行政部门有七个,第一个是综合规划土地局;第二个是财税局,财政和税务;第三个是经贸局,分管内贸、外贸、商业、旅游、工业等;第四个是社会发展局,分管科教文卫体、民政、爱卫会等;第五个是城市建设局;第六个是农村发展局:第七个就是工商管理局。当时我们也有争论,工商管理局职能太单一,要还是不要?后来我跟黄奇帆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它是给企业开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的地方,是游戏规则制定者,要和国际接轨。所以最后大家意见一致了,工商局是最单一的局。上海其他区县每个区县平均是51个机构,浦东只有10个机构,等于少了81%,这个是高度精简了。当时浦东是“八百壮士”,而上海每个区平均1250人,人数上,浦东仅相当于其他区的64%。浦东是大浦东,是三区两县浦东部分合并的,人员还更精简。我们商量,很多事由中介组织来做,所以中介组织也是很大一块。但是这个机构应该是高度精简的,后来也证明了有权威、有效率。这个商量好了,我们两个人还商量分工。黄奇帆说,我想管规划、土地、钱。我说,有权的事都是你管了,经济、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等行政这块我管。洪泉管农村工作以及公检法。
  吃好中饭后,就跟赵启正同志汇报。他说,好。晚上就开党委会,通过了。第二天报告就出来了。这个速度现在不大可能的。这个速度跟赵启正同志的领导风格有关,他有大智慧,肯放手,很多事情都交给我们做,大的原则他定了以后就可以了。当时的氛围我们都很怀念。
  一开始我们考虑成立政府还是成立管委会,若成立政府,全国人大还要批一个新的机构,所以,就以管委会的形式,暂时不设人大和政协。我们在给市委、给中央的文里就这样写了。这个机构出来后,当时的干部都是全市优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很多是志愿过来的。市委市政府支援浦东开发,把它作为振兴上海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因此,集中了优秀的人才,措施也非常有力。历史上上海有很多区县的合并,我认为其中最成功的是浦东,它是在最短时间内实行了事权交接。商量交接的时候,各部门都是非常支持的,用的是最优秀的人才。比如,浦东新区的公安局长就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邹传纪来兼的,财税局长就是市财政局的副局长张耀伦来兼的。当时的情况总的来说,来的人先做事,后任职。是驴是马,先拉出来遛遛。还有就是“军队有仗打就好”,有大的战役,大家全身心扑上去,当时浦东要做的全是重大事情。当时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也很有力,我们有一系列政策,比如农村的分流和老弱病残的安置,都比较妥帖。总的来说,既要分类指导,又不搞一刀切。领导重视,措施得当,精心部署,分步实施,区别对待,我们有仗打。一开始大半年里,还有“你是黄浦,我是川沙,哪里哪里的”之说,后来淡化了,都是浦东人,浦东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因素。
   
再大的困难,我们克服
   
  因为市委市政府考虑相当周密,所以我们经过很短时间的磨合,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战斗队伍和较高的威信,办事效率相当高。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当时除了交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浦东交出新的满意的答卷。开局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抓规划,按照“现代化、多功能、国际一流”的目标确定战略思路。1992年11月,对小陆家嘴地区有五个规划,中方的、英国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和日本的。这五个规划是10月份时朱镕基同志邀请他们做的,规划出来后新区很重视,当时赵启正是组长,我、黄奇帆、夏丽卿是副组长,还有各方面专家,第一次讨论下来,我们觉得,规划各放光彩。现在看来,当时进行国际招标,朱镕基同志确实有战略眼光。规划出来,我们眼前一亮,每个规划都有强烈的文化背景和现代元素。比如说英国的罗杰斯的方案,是一个大的斗兽场,圆形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形态,小陆家嘴有一块大绿地,体现传统英国的田园都市观念,构思非常好。意大利福克萨斯的方案做了很多功课,事先把中国古代县城框架拿来,然后又以八卦的元素,融入马可·波罗故乡文化,设计得既传统又现代。法国贝罗方案充满法兰西文化个性,黄浦江是母亲河,是柔性的,是圆弧的,建筑则用90度布局,是刚性的,柔和刚,阴和阳,相调和。日本伊东丰雄方案要建立高度统一的信息化城市,看上去就像放大的条形码,开发轴沿黄浦江南北带状平行发展,形成强烈的信息流和严谨的城市网络。中方的方案沿“东西轴线”集聚,考虑现实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虽然各有思路,但是讨论下来,没有一个方案是可以完全借鉴的,吴邦国、黄菊同志决定再进行规划的评选和完善,最后确定以英国的方案和中国的方案为主,再把各方好的元素都吸收进来。到1993年12月,上海市人大通过了现在的方案,这个方案是第一次以人大形式通过的方案,体现了规划的法治性和严肃性。方案博采众长,扬长避短,既有中国文化,更有世界先进的理念,所以,规划领先成为浦东新区以后做各项工作的很重要的游戏规则。
  记得1992年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工作时说过,浦东开发只能进,不能退,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干下去,到1995年浦东新区就会有大的变化,我还能看得到。所以对我们来说,一方面要学习深圳、学习广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很强调速度。我们往往在规划领先的基础上,边设计、边施工、边运行,“八五”十大基础工程,五年任务,提前两年完成。那时候有的地方,上面很好看,下面地下管道都没弄,所以我们坚持规划领先,基础设施建设紧紧跟上。1993年市里花了大力气,当时以两桥一路(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杨高路)带三区,以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开路,我们当年提出七路一桥,把三大开发区的周边道路打通。走得比较早的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这三个开发区周边的道路和主干道不通,所以搞了七路工程,把它打通。说起来,当年还有一段插曲,1993年10月,杨浦大桥即将通车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在会上介绍浦东开发当年取得的成就和第二年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我和记者们都比较熟,发布会结束后和他们聊天,我告诉他们,这次杨浦大桥的桥名是小平同志题的字,但大家千万不要报道,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再三叮嘱。结果,第二天的《解放日报》报道,胡炜说这次杨浦大桥桥名是小平同志题的字。群众看了都挺兴奋,领导们看了一片哗然,有的说,胡炜这次闯祸了;有的说,要严肃处理。我自己也准备好做检查。过了几天,好像没什么事。启正同志碰到我说,胡炜这次你命大,前段时间境外媒体在传小平同志身体怎么样怎么样,你杨浦大桥题字的事一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谣言不攻自破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1992年至1995年,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以重大基础设施和整个浦东开发的全面建设作为启动阶段的重点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动人事迹,浦东开发是个伟大的历史工程,浦东不是在一块荒地上做的,它是在旧城和农村中进行的,所以有大量的动迁工作,我想到了几个动迁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立新船厂。当时我们特别要出形象的是正大广场,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在正大广场投资三个多亿美元,有几十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当时要立新船厂搬迁,这是个百年老厂,效益很好,工人待遇好,上班近,乘个轮渡就过来了,现在一下子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工厂职工上上下下都想不通。1992年、1993年,工人们找市总工会主席滕一龙对话,当时这个是大事,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来说不稀奇。我请了赵启正同志,请了市交通办主任、市海运局局长跟他们一起开会,最后我们都一致认为,浦东开发是一个大局,我们作为一个小局一定要服从大局,我们新区和各方面在动迁上一定给予最好的安排和最高的效益。经过反复做工作,工人们想通了,他们在工厂里拉出一条标语“笑着向昨天告别,明天我们将昂首到新的地方去”。这个标语拉出来,我心定了,到底是工人阶级,想通了就走了。当时丁是丁,卯是卯,主要是靠政治动员和做思想工作,并没有给多少钱。所以工人后来能够自愿写出这个标语,是很不容易的,我至今还把这条标语记在心里。
  第二个故事是金茂大厦。吴仪同志当时还是外经贸部的,在她和李岚清同志的推动下,外经贸部的海外中资企业把多年盈利的资金集中起来造金茂大厦。大厦筹备时,组织了国内外的著名专家进行设计招标,我也是评委之一。当时给的方案,一是要有中国元素,是个塔的形式;二是要国际化、现代化;三是,高度420米。来的方案多啊,每个方案都很精彩,当然有些很著名的国内设计师真的就是一个塔,那就不好看。日本设计的,是一个“V”字形的,vietory,完全是大玻璃幕墙,设计方案发来是非常好看,但是这么高的玻璃幕墙就不太合适。美国的SOM公司设计的,它既是塔,七七四十九层,又不像塔,它的独特的造型、风格和现代化的展现手法脱颖而出,所以它的方案后来就中标了。方案弄好以后,要开工了,动迁还没完成,我们很着急。有一天,我就把我们机关所有同志都叫出来在动迁基地开会。我去的时候,同志们跟我说,胡主任,今天后勤工作怎么做得这么差,凳子都不放一个?我说,现在还放凳子?现在是战地动员,都站着,现在火烧眉毛了,我们不能让中央感到我们浦东工作进度慢,陆家嘴动迁动不下去,机关里所有的同志都下来动迁,每个局带一块。后来很快就动掉了,高楼起来了。这其中每一个过程,我们都看着它长大,对每个楼我们都很有感情,包括小陆家嘴那一块中心绿地,规划中是绿地,里面有3550多户居民,占地10万平方米,投入七个亿。有人说,七个亿如果不放在这里,而是用来造房子,钞票不知道赚多少。但是我们规划的是浦东的绿地,是浦东的绿肺,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整个小陆家嘴的品质提高了,身价提高了,城市形象提高了,是国际化大都市新的标志。总的来说,老百姓顾全大局,使我们能以新的激情、智慧和速度在做。
  第三个故事是通用汽车。1996年夏季,我陪通用和上海汽车集团及市里有关人员来看地,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决定,上汽和通用合作。合作涉及一个15.2亿美元的大项目,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市里要求最好在半年内动掉;美国人说,最好是快,但我相信你们短时间也动不了。我和美国人站在一个小楼上,跟他说就是这块地。后来,我们跟市里面说,三个月动掉。美国人认为不可能。三个月后,我们把这块土地动掉了,美国人来了不相信,我们把他带到那个小楼让他自己看。他说,你们的速度太快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动迁,老百姓是特别支持的。1997年1月10日动工,到1998年12月第一台别克车下线,这个速度是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建厂速度的一倍,创了世界第一。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2001年。有天晚上11点钟,刮台风,下大雨,在浦东大道铜山街一个旧居民区,积水还没退光,我去慰问他们,说,你们辛苦了。想不到这些居民一下子跪在水里,他们说,区长,我们真的要动迁。我是知道这块地的,当时城市地区好的地方都动了,不好的地方旧房比较密集,就成为一个个小疙瘩,危棚简屋林立,环境脏乱差,老百姓要求动迁的呼声很高。看到他们跪下来,我很激动,把他们扶起来,我说,你们先站起来。他们说,我们不站起来,你要答应我们动迁。我马上说,肯定动迁。回到车上,有的同志说,胡区长,你怎么说动迁,今年的预算都排掉了,这个钱没有啊!真的没有啊,不是假的没有,你现在这么说出来怎么办?我说,你看他们都跪在水里了,我们还忍心不给他们动迁吗?再大的困难,我们克服!回来后,我反复跟大家说了,最后我在班子里说,我们要在小陆家嘴地区的旧城改造中,把这些地块全部动掉,一共算下来两万户。班子里有的同志说,胡区长,第一,你哪来这么多钱;第二,矛盾都集中在你身上了,你说的要动掉,万一动不掉,人家要找你了;第三,好事要留给人家做,因为当时离换届不到一年了。我说,错!第一,钱的问题,现在动便宜;第二,现在矛盾少,将来矛盾多,我们现在不把矛盾解决,将来会越来越难,变成老大难;第三,不是好事留给别人做,是把困难主动挑。我跟分管副区长、建设局局长说,这个事情我承担政治责任,如果做不好,我提出辞职,但是你们做不好,别怪我,我先把你们撤了。他们也下去一层层开动员会。就这样,从2002年年初开始,到年底的时候全部动掉,还留了大概十几户。我们动的时候给他们每户18万元,后来结算的时候是每户20万元,现在我们城市里的动迁一户要150万元到200万元。没有动迁的十几户,我过了五年一看,还没动,越到后面越难。总之,浦东老百姓是作了很大牺牲的。
   
跟世界对话,赢得了世界
   
  在浦东的整个招商引资和开发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当时一个是规划先行,一个是金融先行。钱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土地的空转,通过银行借,通过中外合资,当时我们把银行搬到浦东作为浦东发展金融的重中之重。有一个羊的故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搬过来时,赵启正同志跟我说,送什么礼物给人家,让人家永远忘不了?我就说,送活的羊呗。因为金融是领头羊。我就让他们去找一只小羊,晚上用洗洁精给它洗好澡,让办公室的同志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把四只脚都穿上袜子,用红布包好。到了现场,我们事先没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樑说。我抱着羊,他想什么东西沉甸甸的,还用红布包好的,掀开一看是活的羊,他先是吓了一跳,后是大笑。我们就是要让人家忘不了。后来过了好多年,他说,你那时候抱着羊,我真不知道你们送什么东西。这个羊送得让大家觉得很有创意。当年,富士银行9月份入驻浦东,是第一个外资银行分行进驻上海,我们送了一个红木制作的马,叫“一马当先”。浦东金融有很多是第一,比如汇丰银行,他们分行当时是第一个被允许做人民币业务的,开办此项业务的第一天,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特地到汇丰银行存了888.88元人民币,象征中国人的吉祥如意,他是在上海外资银行存人民币的第一个客户。
  我们非常重视投资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都是要最好的,当时我们还尝试搞了个共同沟,就是把所有管道都放一起,理念很先进,但是到现在都没很好利用,因为这种设施是要配套的,集中起来,在共同平台上可以维修。我们当时设计的路很宽,后来我们在实践中觉得,有的时候还要更精准,公园、小区里的路就不需要这么宽,宽了等于是资源浪费。在实践中,我们也在不断提高。
  总的来说,浦东开发吸引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目光,我们的招商引资和全国各地不一样,我们以市场换技术,坚持高的标准,因此,招商引资很成功。一开始我们有个理念——“跟世界对话”,各地都要有资金过来。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坚持标准,坚持条件,节约资源。赵启正同志请我父亲写了幅字,叫做“惜土如金”,并把这幅字挂在他办公室。我说,浦东不是随便什么企业来都要,我们坚持国际标准,坚持中国特色,有中国水平,决不在政策上让步。有次电视讲话,我说,技术不够的、环境保护差的我们坚决不要,浦东要的是高科技的,要的是对环境没影响的。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有很多故事。比如,英特尔当时在闵行付了900万美元拿地搞项目,1995年后,进口设备取消免税。我跟他们说,浦东虽然地价贵了点,但有很多好处,一是设备免税,在保税区全部免税;二是,我们一定提供最好的服务,当时海关平时一般的通关需要三天,而浦东海关仅需10小时,时间就是金钱。英特尔就过来了,它一过来,带着上游下游IBM、Ankor等都来了。我记得我到Ankor公司美国总部考察的时候正好是美国退伍军人节,我们到厂里,董事长、总经理都带着太太陪我一起考察,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唱歌跳舞,大家谈得很融洽,董事长当场就确定,Ankor下属五个企业一起过来。招商引资中,用国际语言跟他们对话,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逐渐赢得了世界。
  大家也知道,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政策在不断变化。1995年4月底有一次会议,江泽民、吴邦国、黄菊等同志出席,浦东就是我和赵启正两个,黄奇帆、王洪泉都调走了。我们跟江泽民同志汇报,我报告时就说,最近大家都说浦东政策有变,投资者有些担心。江泽民同志说浦东的政策不变,又说了一番浦东的重要性,然后过两天到金桥专门发表讲话。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坚定了投资者的信心,中外投资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到1997年时,亚洲金融风暴起来了,当时浦东大规模招商引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得很好,大规模的投资者都来了。赵启正同志有个说法,浦东是世界上“大鸟”(塔吊)来得最多的地方。吴邦国同志就跟我说,胡炜啊,亚洲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可能会形成冲击,我们要早作谋划。金融危机对浦东的冲击非常大,在黄菊、徐匡迪的领导下,我们全力以赴,更好地改善投资环境,帮助跨国公司渡过难关。在困难时,更能体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我们服务的中国特色。
  以汤臣集团为例。汤君年是台湾的企业家,1992年起,就把他在香港、台湾的资产卖掉,到浦东来投资。人家说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汤君年就是放在一个篮子里,一门心思投到浦东,到1995年,已经投资了超过10亿美元,设立10多个公司,人家都叫他“浦东汤”,说不要泡汤啊。他还是信心满满的。但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起诉他撤走资金和不当交易,限制他出境,他身体又不好,在香港过得很苦。那时候我带团经过香港,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跟大家说,按照外事纪律来说,我们不能到他家里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要去。因为他不好出来,我们就去他家。他一看到我们,眼泪就流下来。我就跟他说,你放心,你的官司一定会赢。他说,真的吗?我说,肯定,我们来就是给你撑腰的,你投资浦东没错。他说,那今天你们就在我家里吃饭。我本来也犹豫,是不是要在他家吃饭?后来我说,这顿饭就吃了,好给他信心。1997年以后,他没事了。但是,他在浦东圈的地很多,钱都付不出。我们有规矩的,工地都等着他付钱,他又是一筹莫展,说要破产了。后来我们认为,“浦东汤”要是失败了,人家要说,你看,不得好死吧,到这个地方来,弄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救,我跟市领导和新区领导说,可以采取几个方式,一个,他正好在张江有一块地钱没付,只付了定金,中信和加拿大一个公司要这块地,我们就把这块地给加拿大的公司,然后我们再给他换了一块地,做住宅的面积翻个倍给他,价格又便宜,合同又可以新做,既减了钱又没损失面积,这块地他赚了很多,因为后来做别墅都是这块地,因祸得福。第二个,他在外高桥造了一栋高楼,没有人去租住,后来我说,我们保税区管委会进去,海关、工商、公安都进去。我们这些机构一进去,企业一看你们这里面办公方便,就都进去了,一下子把这个楼盘活了。我们几个动作一弄,他就缓过来了。
  当时我们有一系列政策,如降低容积率,推迟土地还款,鼓励银行帮助信誉好的企业等。我们既搞市场经济,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克服困难的精神,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浦东交出了一份很满意的答卷。危机一过,招商引资纷至沓来。招商引资中有很多成功案例,我们以诚信、以优良的服务、以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和优良的基础设施,赢得了世界。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保护启动最早,最早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其中一个很精彩的案例就是杜邦公司。杜邦有一个日本雇员,窃取了公司的专利,后来我们发觉了,进行追诉,然后再通知杜邦公司,他们大吃一惊:在浦东这么重视知识产权!还有吉列刀片厂,也是这样。几个案例一弄,浦东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形象出来了。另外更重要的,在浦东投资,他们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我们自豪地告诉他们,在中国投资,在上海投资,特别是在浦东投资,是盈利最好的地方。我们有一流的基础设施,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员工,还有发达的城市市场环境。
  招商引资过程中,大的项目我都参与了谈判,有很多生动的故事。比如说新上海国际会展中心。当时我们谈的时候是德国的三个会展公司跟我们合作,这三个会展公司在世界上排名前五,还有英国的一家公司跟我们谈,谈来谈去谈不好。最后市里领导和周禹鹏说,胡炜,你亲自出马吧。一开始谈的时候,我感觉德国人气势是很凶的。他们的监事长一听我来了,说,胡主任,我们两个人谈。进门后先寒暄几句,突然,他台子一拍,要跟我翻脸。我想,怎么搞的,礼貌也没有了?后来,我冷静下来,想不要被他的气势压倒,我也“啪”地一拍台子。他想不到我也拍台子。我跟我的翻译说,现在记住,我拍台子你也拍台子,我响,你翻译的声音也要响,翻译的声音要响过他。结果外面的人看我们两个在里面干起来了,都紧张了。我说你们退下,不着急。后来我们就谈,一小时后,我们两个手搀手,笑嘻嘻出来了,说谈好了。外国人有个特点,要跟他说利,要抓住他最核心的东西,他要赚钱,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优势。
  我很荣幸能站在浦东这个位置上跟世界对话,展示中国人的智慧。我经历过无数谈判,包括跟迪士尼谈,跟环球影城谈,跟英特尔、惠普、IBM谈。那些跨国公司老总说,胡炜啊,我看你应该去做企业。我说我是学管理的,也当过财务科长,可是我这辈子是当不了企业家,但是我很荣幸跟你进行了最友好的谈判。当时搞会展中心,投资方总不相信会赚钱,他们算不过来,说所有的精算师、专家算下来都是亏损的。我说,你不要跟我说,你这种账是死账、烂账,没有加中国元素,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我们一定赚钱。当时他半信半疑,说我们是扭着他来的,但是后来,他们总算相信了,现在会展中心成为他们的聚宝盆了。谈判其实也很艰苦,有一次我们从第一天早晨谈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们有张照片,就是到四点钟谈好的时候,我同他们董事长和律师签字时的合影,照片上有只表对着镜头,显示时间是凌晨四点。
  环球金融中心也是,一开始设计的方案,楼顶上是一个圆,当时有人就说这是日本的军刀,引起轩然大波。好多人说,日本在战争上输了,在经济上要在上海的心脏插一把尖刀,这是个大问题。他们董事长说,我不知道你们是要把经济问题当政治问题来对待呢,还是什么呢?我说,你不要这么说,你说说你的设计思想。他说,我是叫美国人设计的,美国人说,我设计的上面不是太阳,是月亮,他说你中国的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的构思就是天圆地方,你怎么可以说是太阳呢?我说你的构思是这个,但老百姓看是太阳,而且跟日本国旗太像,这个不行。这个也惊动高层了,黄菊同志出了个主意说,圆的地方,搞一个观光走廊吧,就不像太阳了。他们也说,我们在圆上面做个观光的东西,空中过山车,一个滑轮进去,转一圈。后来市里的规划和消防部门说,这个高度的消防,一旦有火灾,任何人无法去救,规划和消防上通不过。最后改了个菱形。当时定的这幢楼是460米,后来碰到金融危机,它推迟了,有一天他们董事长碰到我说,我还要建啊,但是有个条件,我要超过500米。我说,为什么超过500米。他说,台湾500多米了,你们不是说不要输给台湾吗?我跟领导一汇报,领导说,这个规划要有严肃性,你掌握在500米以内。后来我给他定的是492米,都讨论好了,晚上碰到领导,他又说了要超过500米。我说,你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的董事长,缺少应有的素质,我跟你已经达成一致了,你又到我领导面前告状,你也太了解中国的文化了,你这个是错的。他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就是492米,我是上海方面的全权代表。
   
我们这些人就是干事的
   
  在浦东的这11年,我是浦东巨变的见证者、实践者,大量的事在我手里经过。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些人就是干事的,一件事,领导定了,我们就要用大量丰富的实践来证明领导是对的。我在浦东,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要开好几个协调会,我有大量的会议纪要,我管整个浦东的行政事务,兼管外高桥,外高桥我每周去一天。浦东的区长办公会、专题会、区委书记会、常委会,还有市政府市长办公会、市委全委会我都要参加。我开会的时间和工作那么多,所以我每次开会就带着文件,一边开一边批。每年我一到出国的时候就要生病,人家就奇怪了,为什么到出国就生病,因为出国前一段时间的任务我要赶一赶,弄到最后,病倒了。他们说你不要出去了,我说,第一,我有项目要谈;第二,我出去既可开眼界,又得到了休息。所以我每年生一次病,而且很有规律的。后来我到了人大,八年时间里一次病都没生,因为工作相对轻松了。
  关于外高桥保税区,一开始的时候,赵启正同志兼外高桥保税区主任,两个月后,我来兼。吴邦国和黄菊同志找我说,外高桥保税区是你们管的,目前进度太慢,只开发了2平方公里土地,我们要10平方公里,要等到猴年马月啊,这个体制你要去调查一下。我去调查了,感觉确实有很多问题。第一,体制不符合浦东开发的大思路、大文章、大手笔。保税区是海关特殊监管区,是要有强大的政府管理职能,但我们保税区是开发公司在先,然后成立保税区管委会,而且保税区管委会的经费是开发公司给的,并且只有一个开发公司。第二,当时开发公司土地空转,外高桥与两家银行合作成立中外合资企业,他们追求企业的高回报率,所以,机制决定了不希望10平方公里有其他任何人来染指,他们希望慢慢做,既然慢慢做,那发展就慢。第三,功能开发上,没有精心研究,1O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不配套。
  在调查研究后,我提出一个思路。首先,要引进竞争机制。要强化保税区的管理权力,要在近期内10平方公里全部封关,要充分用足保税区的政策,在原来的公司基础上再引进两家,变成三家公司。同时,其他两家公司,一个找浦发银行,一个找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当时请浦发银行庄晓天、上国投鲍友德到外高桥商量合作事宜,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但他们顾虑投资期限长、初期亏本等问题。我说,你们放心,这个肯定赚钱,这是上海利益。后来就成立了三个公司,原来是一个公司,现在三个公司,有竞争,保税区权威就有了。
  其次,强化保税区管委会的行政职能。我把海关、工商、税务、公安、安检、食品安全等所有部门集中起来,我跟他们说,你们都是管委会的成员单位,我们的管委会要有凝聚力,我们定了一个礼拜开一次例会,所有重大问题都在例会上讨论,大家全力以赴,形成合力。所以当时的保税区管委会是非常有权威的。
  再次,基础设施开发和功能开发并行,大力拓展保税区功能。保税区当时是出口贸易,来料加工,货物组装,实际上生产资料的交易和展示是一大块。当时跟市领导汇报了以后,领导很赞成,我们就成立了保税区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成立当天,是吴邦国同志敲的锣,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一起出席。这个市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过了一段时间,就有四个外资的专业市场和五个综合性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成立,可交易酒、药品、手表等,交易在全国占了很大比例。
  保税区在此过程中,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前进,这一点体现得最明显。中国的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一开始是进保税区退税,后来变成出保税区退税;原来有区内办公自用20种商品免税,大家就去买彩电、复印机、电话机,个别企业钻空子,区内买的免税商品转到区外用,后来中央确定了保税区也取消免税;原来汽车可以保税,后来汽车免税也取消了。
  保税区没有商品交易权,我们收集大量资料到北京,跟海关总署、国家财政部一起商量,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大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为我们上海、为保税区开了些变通和先试先行的举措。在此过程中,我们特别把保税区的现代物流作为主攻方向,进行现代物流和商品交易的探索,从生产资料市场做起,这块一弄,它的功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前年,保税区是一万亿交易,一千亿税收,一千亿美元的进出口,占全国保税区的一半以上,10平方公里啊!俞正声书记几次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商场,但是交易量这么高?就是把它的功能开发拓展到极致。
  此外,我们还不断拓展保税区管理的规范化、国际化、法治化。1995年,一个企业要求保税区立法,我想通过立法争取一点新的优惠政策。这个想法在新区内部达成一致后,就跟市人大、市政府说了。我们请了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人大副主任一起,安排有关人员到国外考察,再起草条例。我在这个条例里加了很多思路,我想,只要人大同意,就可以通过。想不到,北京有关部门就跟我说,胡炜,中国是地方法服从国家法,你们要立法,要先到我们这里来。后来,我们到每个部门征求意见,都被砍掉一些条目,砍到后来惨不忍睹,“干货”全砍光了,我还立什么呢?我很纠结,但是人大已经反复讨论,那就立吧,完全是当时已有的政策。通过了,一开始我也是无精打采,因为“干货”都被抽掉了。想不到这件事还是起了特殊的效果,这些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听说中国的保税区有一个地方立法,而且是第一个立法,他们说,有保障,你们走法治道路。法规出来后,反响很好。这给我很大启示。外高桥保税区在不断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这样一路走来,我们感到,注重效率、服务、诚信、法治以及营造良好环境非常重要,而且不同阶段有不同要求。
  浦东的管委会体制本来是打算坚持两到三年的,三年之后要成立人大。后来,因为成立后效率很好,朱镕基和李岚清同志都对体制有说法。朱镕基同志说,戴着钢盔你们也要顶下去。李岚清同志说,我看这个体制要弄五年,至少也要坚持五年。但是在实行过程中,我们也有反映,效率是高了,可是我们的管理体制是上面有一条线,下面有一条线,现在一弄我们的条线没有了。比如,那时候中宣部来说,你是共产党的机构吗,怎么没有宣传部?后来宣传部是最早恢复的。统战部来说,统一战线是我们的法宝,不能丢,后来统战部也恢复了。有的中央部门说,我们的部门都没有?不设机构,这个钱不能给。为了坚持管委会精简高效的体制,又要与上面可以对口,后来我们就每个局桂很多牌子,一套班子好多块牌子,水利局啊,什么局什么局全部挂好。所以管委会体制从1993年1月一直持续到2000年。其中在1996年时,考虑到基层管理和社会管理,我们成立了城区工作党委和农村工作党委。
  2000年浦东新区政府成立后,我们认为新时期有新任务,要具有法治意识,更要考虑老百姓利益,要更规范,要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以我们进行了三轮改革,把规划、土地、税务、工商、经贸、环保,所有办事机构整建制弄到一起,搞“一门式”服务。本来企业要跑多家,企业围着政府转,现在政府各部门围着窗口转,窗口围着项目转。通过改进,效率提速。同时,我们减少审批项目,一开始有700多项审批项目,第一轮改革后改成有500多项,第二轮改成300多项,效率提高了40%左右。串联审批变成并联审批,然后再把串联审批和告知承诺结合起来。当然,这也是不断发展的,可能现在更强调程序。我们当时那个环境的速度和效率是很激进的,当时一个会议纪要就可以定事情,现在要用新时期的工作方式,不能求全责备。
  关于小城镇建设,浦东一直是特别重视农村这块,当时成立浦东新区管委会的时候,吴邦国、黄菊同志特别对川沙这块地方给了很多关注。当时,我们管委会商量,在分流中用干部,川沙干部同等条件下优先,我们在工作中始终把川沙地区和农村工作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当时我们小城镇建设有三个前提:第一,我们的镇,原来是33个镇,后来变成26个镇,再变成13个镇,区划进行了很大的调整;第二,班子进行了调整;第三,规划调整。规划调整时进行了10轮的修改,按照“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原则组织了52次座谈会,找了600个人对规划进行修改。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小城镇建设方略,我们认为到了2005年,小城镇城镇化率要从54%到72%。更重要的,浦东各镇的三产总和均要达到50亿元,税收2亿元。我们人员素质、经济素质、管理水平,都要大幅度提高。当时我们有几个数据:燃气化率达到90%,电的可靠度达到99%,垃圾处理率100%,人均绿化达到10平方米。
  在小城镇建设中,我们要在全市领先,生态环境、生活质量和产业发展要更加合理。我们还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抓贫困村建设。我跟农发局的同志到基层一看,有些贫困村很困难,一年下来,队里的收入没有50万元。我们讨论,要改变这些村面貌是很困难的,是不是把贫困村标准定到20万?我说,20万不行的,20万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们定了50万,并要求各委办对这些落后村进行扶贫,帮助这些村解决问题。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农民问题,要调动农民积极性,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他们的收益,在土地流转改变中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实惠。同时要通过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变,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有所改善,让他们向小城镇集中。使他们在生活环境和工作质量改变以后,成为新型的农民、新型的劳动者。在此过程中,浦东城市化速度很快,所以浦东农民也有很大的收益。
  实际上,浦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是很多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比如,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问题。我记得有个故事,农民住到新楼里去,他不习惯,马路修好后,农民还扛着一根竹竿,就像光着脚在地里走一样,车一来,就会撞到。所以说做城市人要从最基础的做起,要以人为本,逐步让农民适应城市的生活。再比如说动迁,当时有个小船坝,居民居住很困难,赵启正同志去了以后,也被感动了,回来以后说,胡炜,你一定要把它动掉。那么我就动它。居民盼动迁想动迁,后来发现也有人钻动迁政策的空子。有一天,他们跟我说,有一间25乎方米的房子,住着38个人。我说,就是把人挂起来,也挂不下,里面一定有猫腻,要一查到底。查下来,问题出在派出所和居委,于是狠狠处理。在动迁过程中,我们还是很强硬的。
  浦东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真的感到,这一生在浦东是最大的荣幸。1997年以前,江泽民同志坐在浦东滨江绿地看着浦西说,对面的土地是老上海,是帝国主义花了100年建成的,我们现在的浦东一定要胜过它。后来他在APEC会议上说,浦东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每个中央领导来,都对浦东寄予无限的希望。亚洲金融危机时,世纪大道修到一半,资金出现困难,黄菊同志来视察,我专门安排他察看世纪大道工地。他告诉我,胡炜,再大的困难,咬咬牙也要顶过去,杀出一条血路,这一条世纪大道是浦东的中轴线,一定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做好。我们2000年修好,命名为“世纪大道”,请江泽民同志题的字。吴邦国同志去北京的前一天,让我陪他到浦东各地走一圈。他感情很深,交代了很多,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到北京后还是很关心。浦东是时代的骄傲,当时有个比喻,邓小平同志谱了曲,江泽民同志是总指挥,我们是演奏员,演奏这个交响曲。我很荣幸,参与了浦东建设。
(摘自《浦东开发开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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