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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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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的软成果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7-05 ]
  口  述:赵启正
  采  访:严爱云  黄金平  周  炯  许  璇
  整  理:许  璇
  时间:2013年8月12日
   
  赵启正,1940年生,河北遵化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航天局上海广播器材厂副厂长,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党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主任等职。1992年12月至1998年1月,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上海浦东的开发,是中央的决策,这使当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的上海有了一面旗帜、一个奔头,从此以浦东开发开放振兴上海,使上海尽快成为能全面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中国最重要、最发达的城市的进程开始了。开发浦东,最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1919年)中提出过一些初步设想,但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划。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那浦东开发只能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
  浦东开发进行到2007年末,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帮助计算,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2007年浦东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1990年整个上海经济规模的1.7倍。到此时或大体可以认为浦东开发的第一阶段——基础设施和基本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往后更要集中力量为上海市成为“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向着更多的功能开发方向努力。这样认为的根据是,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上海要实现“四个率先”,大力推进“四个中心”的建设。2012年11月上海市发改委和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11/2012年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展报告》(俗称“建设四个中心白皮书”)。
  人们在研究中国开发区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开发区建设的“硬成果”。所谓“硬成果”,是指那些能用数字描述的成就,包括基础设施、引进外资、外贸、GDP、教育、卫生等。一般并不太注意总结开发过程中的“软成果”。而“软成果”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素,因为这些以指标描述的“硬成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身上都能部分地体现出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发区发展起来的背景、目标、政府的领导以及人民积极性的发挥和它们都有显然的区别。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处于西方市场之中,西方对它们技术封锁较少,相对它们的经济规模国际金融界对它们也较容易支持。虽然冷战结束了,但冷战的残余思维还存在,西方对中国的崛起也抱有相当的警惕。
  如果邓小平同志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棵大树,浦东这个分枝上也结了好多果实,其中的“软成果”就是浦东开发者们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跨国合作、转变政府职能、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那些思路和经验。这些“软成果”是经过思考和实践证明了的,是宝贵的。
   
浦东开发不只是经济开发,更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这里说的社会全面进步,包括了浦东城乡社会的进步,乃至全上海直至对长江三角洲的带动作用。张学兵同志曾对联合国开发署的一个考察组讲述了这个观点,他们非常欣赏,说我们联合国项目合作的对象就选择你们,因为你们对开发是为了社会全面发展的理解是非常正确的。这种开发,不是单独地发展经济,不只是把农田变为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而是在总体规划、招商引资、各功能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促使各项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浦东的社会开发是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但是本地农民并不都适应这样快的城市化过程。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征了农民的土地后,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生活补贴,还提供就业的机会。当时有个规定,给每个人介绍工作,被两次录取了而不去的话,就没有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了。有些浦东的农民对工作有所挑剔,比如有的去做出租车司机,只开几天觉得太累就不想干了,说不认路,说不会看地图。还有浦东索尼电视机厂招收流水线装配工,有的人考试的时候会故意考不好。为什么有人不愿意被录取,而愿意领补贴?原来是想做些不用定时上班的较轻松的工作。土地是农民的,征用了他们的土地意味着从根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农民为浦东开发做出了他们所能做的最大贡献。浦东开发当中当然应该充分顾及他们的利益。
  1995年费孝通副委员长来浦东考察,我向他汇报我的想法:上海市的城市化过程至少用了100多年,需要几代社会学家以接力棒的方式才能完成对此过程的研究;而浦东的城市化过程可能仅需半代人的时间就能完成,也即一代社会学家就能有幸观察到全过程。我进一步请求他以社会学视角的学术力量支持我们。我说“浦东呼唤社会学”。费老后来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我的这句话感动了他。费老的感动是以行动来表达的,他及时派出了他的学生李友梅博士(现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等人,来浦东研究开发中的农民问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打好地基的时候,我站在地基上接受浦东电视台的采访时说,浦东要乘着高速列车向前进,许多外来人员都上了车,而我们有的浦东人却不上车,放弃了机会!浦东管委会要帮助大家上车,首先我们要帮助他们逐步转变观念。
  那时,我们明显看出了浦东城乡发展速度的差别,有些地方只能听见打桩声,却看不见本地的兴旺。像离外高桥保税区不远的几个乡镇都是如此。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了以各功能开发区主动带动周围乡镇的“列车工程”。各开发区占了谁的地,就要对谁有一定的扶持。一个乡可能被占了一部分,剩余的区域不能不管,要带动,要联动。怎么带动联动?一是人员的工作的安排,只要是他们适应的、能做的,就优先培训和使用他们乡镇的人。二是对当地的乡镇企业给予扶持,给乡镇企业注入力量,为其带来投资或在技术上进行辅导;或者是将部分引进来的外资介绍给他们。由各大开发公司发挥“火车头”作用,以带动周边乡镇一起发展。列车是一列一起前进,不能扔下几节不管不顾。
  浦东的开发除了浦东内部联动外,还要与浦西联动,与长江三角洲联动。1992年10月,新区管委会还是筹委会,我是筹委会主任。我常说一句话,“浦东跟其他区县一样,属同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同一个血液循环系统,也就是同在市委领导下,是整个上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同志来浦东听汇报,我总用幻灯片把这句话打在墙上(那时还没有出现PPT的投影)。浦东开发,内部是城乡联动,本市是与浦西联动,然后是与长江三角洲联动。一些境外投资者若嫌浦东地价或劳动成本较高时,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可以考虑到附近的昆山、苏州等地去投资。也就是说,在开发中坚持打“上海牌”“长江牌”“中华牌”,乃至“世界牌”。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不仅吸纳世界资金和技术,更要吸纳世界智慧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当时任浦东新区宣传部部长的邵煜栋同志将这句话写成美术字贴在机关食堂进门的地方,以致浦东管委会人人都知道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在浦东开发中谋求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上海的重要位置,浦东承担的任务就是参与上海市的任务。国家对话可以分为政治对话和经济对话。政治对话是通过首都进行的,而经济对话主要是通过几个最大的经济城市进行的,而不是整个领土在对话。在中国,能够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城市有两个:一个是一国两制的香港,它已经是能成熟地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城市;另一个是上海,但它还只是国际经济对话的首选后备城市,因为它资格还不够,所以要通过浦东开发来振兴上海,使上海先成为亚洲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再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纽约、洛杉矶齐名。亚洲有一个经济走廊,走廊上有若干路灯,相映生辉,东京、首尔、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它们各相距数百公里到1000公里左右,它们的GDP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
  有人,特别是有些英国人认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目的就是与香港竞争,这一定会压制香港的作用。我在英国议会回答说,其实不然,香港、上海同是亚洲经济走廊上的明灯,上海开发了发展了对香港一定有利,可以增加香港的集装箱运输量、飞机起降量、通信量、金融流量、物流量。香港回归前,英国BBC专门派一个小组来上海,就“路灯说”采访我。我说过两盏灯总比一盏灯亮,这是英语中的一句谚语,他们请我把“香港、上海同是亚洲经济走廊上的明灯,它们相映生辉”的话再说一遍,还要解释一下亚洲经济走廊,整个采访一共只有十几分钟,然后他们就回英国了。曾经领导伦敦码头开发区的英国副首相迈克尔·雷·迪布丁·赫塞尔廷访问上海时,说他知道浦东开发,也知道我访问过伦敦码头开发区,我们很自然地交流起两个开发区的异同。他问我香港是金融中心,上海也将是金融中心,它们是什么关系?我说香港是“批发型金融中心”,上海是“零售型金融中心”。他让我再解释一下。我说上海和中国各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微血管相连,香港做不到,它只有中血管、大血管与中国的几个大城市联系,这犹如伦敦和爱丁堡的关系。他表示认可这一说法。
  “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是指我们要经常思考预定的开发目标中,浦东在上海应处于什么位置,上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由此,我们的规划,包括功能规划和形态规划都要达到足够高的国际水平。我们不能只吸收世界的资金和技术,还要吸收世界的经济智慧。我对基辛格说,上海不仅要面向长江流域、面向全国,更要转过身去面向太平洋,我们要吃太平洋的“鲨鱼”,才有足够的营养。浦东的建筑群都是世界大师们竞相献艺的杰作,留下了我们与世界联系的记忆。如率先建成的直插云霄的世界第三高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上海设计师的作品;宝塔外形的金茂大厦,是美国SOM公司的设计大师参考了中国26座宝塔创作的;气势恢宏、状似鲲鹏展翅的浦东国际机场和花辦舒展、白玉兰形的东方艺术中心则是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曾获2008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荣誉的环球金融中心是日本投资、美国人设计、上海建筑集团承建的;而气势宏伟、别致新颖呈螺旋波浪形状的上海科技馆则是由华裔美国人设计的;国际会展中心是德国人按中方提出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理念完成的杰作……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莅临浦东时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大赛。”
   
法规和规划先行,金融贸易、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
   
  1990年宣布浦东开发以后,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为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先后颁布了约20项有关吸引投资的法律法规。在最为国际所关注的维护知识产权方面,浦东新区亦走在前列。1996年,新区率先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白皮书,并率先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庭,第一任庭长是徐亚丽法官。经上海市高院授权,浦东新区法院正式建立了“知产案件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按照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这一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如此全方位立体式的保护的模式一经推出,立即传播到国内外。著名知识产权学者郑成思赞誉其为“浦东模式”。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愈来愈吸引前来投资的人们。可见,硬件软件的配套完善是确保开发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的功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
  强调法规和规划先行顾及到了不要换一届领导班子就随意改动已经确认的规划。所以我们坚持非要去上海人大汇报了浦东陆家嘴的规划图。本来陆家嘴的规划图不是必须汇报的,但经过上海人大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不能轻易改动了。
  浦东开发的“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是1990年浦东开发起步之时就提出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切实做到。当时台湾的最大投资者汤君年、徐枫夫妇说:“我们高尔夫球场的投资是别人的2—3倍,我们吃亏了。但是你们地图上有规划,这边是浦东机场,道路从我们旁边经过,你们说到做到了,这样我们就不亏了。”日本森大楼集团总裁森稔先生在浦东开建的第一个大厦叫森茂大厦(现在将冠名权卖给花旗银行了),他当时说你们这里规划了绿地,我就在这投资,因为有绿地为邻的房子价值就高,你们说到做到了。基辛格博士对我说过,你们最宝贵的不是那些高楼大厦和高科技工厂,而是可信任的国际公共关系,如果你们说了而没有做到,最初的投资者就会破产。他们一开始就相信你们,很有胆量!
   
新区的形态开发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功能开发,惜土如金
   
  在新区开发中,我们强调要注重功能开发,功能开发就是浦东要具备什么经济功能,每一个项目要具备什么社会功能,怎么开发这些功能。而形态开发是设计和建设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形态,比如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水、电、气、通信、机场和医院、学校、大楼、工厂等。当时各地流行很多口号,如“筑巢引凤”,有些地方筑了巢,凤也没来;有地方说了“文艺搭台,经济唱戏”,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含糊口号。我们提出浦东一定要功能设计开发在前,形态设计开发在后。我当时举了个通俗的例子:如果问浦东需不需要建一个足球场,大家说需要。那么,这个足球场是我们公众练球用,还是上海比赛用?是全国运动会用,还是世界杯用?最终的功能设计就决定了这个足球场的设计形态,这就是功能和形态的关系。如果这个功能超前太多,是浪费;如果不适当超前,则保守。也可举个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的反面例子:某地花1.2亿建了个水泥的航空母舰形状的娱乐用建筑,但是经营困难,至今闲置无用,几次拍卖几涉破产。在浦东开发至今还没有出现过“筑了巢,凤不来”或建成后不能发挥功能的案例。
  而在落实新区规划中,严格管理土地、“惜土如金”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浦东开发伊始,我请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胡问遂先生写了“惜土如金”四个字挂在办公室墙上。有的投资者来了,说您这地价很贵吧,我说不仅地价贵,而且建设投资也得是“贵”的。要讲究投资密度和效益,投资高科技的工厂、现代化的大楼,才叫惜土如金。我们和投资者一起惜土如金。在全国我们是最早按建筑面积价出让土地的地区之一,十层楼要乘十。
  1993年郭鹤年先生来浦东,我给他看陆家嘴规划图。我说你看这是上海市第一块拆了房子建成的绿地,以前上海没有拆房子建绿地的先例。这旁边外靠黄浦江,你或可考虑建香格里拉宾馆。他说上海已经有一个香格里拉了,一个城市没有必要建两个,但是他愿意去实地看看。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这块地我要了,地价是每平方米300美元,创了新高,他没有还价。时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总经理的王安德同志觉得还是要让一点价,于是298美元每平方米成交。这个宾馆很快建好了,但郭先生很快发现生意好得出乎预料,于是又买了一块地建设了第二座大楼。
  1995年,戴相龙同志带队来检查上海投资项目。到了浦东,他说你们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一个都没上报中计委审批啊。我解释说,浦东开发的任务是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城市。我说我的理解是,既然浦东开发整体批了,具体项目,特别是外资项目也就批了,我们会承担责任。戴相龙同志也同意不再逐项检查了。当时我在浦东有句话,就是“办事要想成功,多承担,少请示”。事事自己不愿意做主,事事请示,必然会拖拖拉拉延误时机,跑了投资者。
   
要精兵简政,必须要先简政,而后精兵
   
  简政就是减少政府的功能,首先要厘清哪些是政府必须要管的,比如规划、财政、社会保障体系、教育等。还要厘清哪些是不要管的,比如有许多只属于备案性质的手续,就不用再经审查过程了。还有的事务可以让民间组织去管,如投资咨询、人才介绍所、行业守则等。“小政府、大社会”就是相对于以前我们的政府要小,但对社会的依靠更多。如果不先简政而后精兵,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的,死灰必然复燃。
  1992年10月开始筹备浦东新区管委会时,川沙县有1300多名公务员,浦东开发办公室有130多名工作人员,而浦东只拟成立10个局和办公室,党政干部共计800个编制,这在当时是领先于上海各区党委和政府的。如一个社会发展局,其管理职能包括了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科技、体育、民政和社区管理等一般区的多个局的职能。李岚清副总理来浦东视察时说,这样的精简不容易,就是戴着钢盔也要坚持住。精兵简政的执行拜托给了王洪泉副主任,他原是川沙县的书记。川沙的很多干部不能列在新区党政编制之内,而这些同志都是他的老部下,他自然很为难,也有人“骂”他“冷酷”。他为浦东新区的起步作了重大贡献。当时我们提出了很多办法,给这些同志多种可以选择的出路,说“风筝不断线”,被精简的同志跟浦东连着线,有什么困难还要继续帮助解决。
  浦西来的干部和浦东的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是最初出现的问题。有个别的从浦西过去的同志,背后管当地人叫“阿乡”,传出去很惹人生气。洋泾乡长陆辉权说不理他们,他们是指金桥开发区的人。金桥开发区总经理朱晓明听说了,主动去拜访陆辉权,隔阂也就释然了。1992年11月,为筹备成立新区在川沙开干部大会,我说在浦东再不要用“阿乡”这个词,浦东和浦西的干部要互相支持,团结战斗,大家讨论时都说会这样去做的。
   
以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一流的开发与一流的党建是密不可分的。浦东开发一直伴随着重大工程的建设,我们着力构建重大工程建设的组织和人才保障体系。1997年底,浦东新区成立了重大工程项目办公室,随之组建浦东新区重大工程项目办公室党支部,赋予其建设总指挥部临时党委的职能。还强化了重大工程项目党建工作,提出“支部建在工地”,逐步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形成“重大工程建设到哪里,党组织就延伸到哪里”的格局。在人才保障方面,依托重大工程锻炼和培养年轻干部,选派他们到最困难、最艰苦、矛盾最突出的重大工程一线挂职锻炼,努力为每个人创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平台。新区“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格局和大跨度、大基层的管理特点,使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具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要求乡镇领导班子具有相当强的独立作战能力,需要直接面对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等。这些都对乡镇干部加强思想作风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廉政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当然也就是浦东开发的重要环境。这个思想来自我们对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论述,也来自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同志对这句话很赞同。他说如何为经济发展服务是纪委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有人说既然是改革,当然会冲破旧规矩,那么纪委就查我们,这不是阻碍经济发展吗?这是一种误解。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这就将纪委的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联系起来了!他还让我以此题目写篇文章在中央纪委的杂志上登一下。
  1993年的一天,香港无线电视的几个英国记者在希尔顿宾馆大厅遇到我,将我拦下,说就问一个问题:“当浦东开发成功的那一天,你们的贪腐会不会也走向顶峰?”我说,“当你看到浦东开发的辉煌之日,同时会看到一个廉洁的浦东”。
  怎样创建勤政廉政的投资环境呢?从浦东新区政府机构设立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开发建设与勤政廉政同步进行,旨在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明确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浦东新区设立了“三条高压线”: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干预项目招投标;不准因为动拆迁等私事为人打招呼。随后上海市纪委就此发了更加详尽的七条高压线。率先在全国建立土地资产交易中心、土地资源储备中心,对经营性土地实行公开招标、拍卖,从制度上杜绝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甚至还做了一些细致的事情,如曾在对外招商的宣传手册上,印上“在浦东办事,无需请客送礼”等。
  浦东开发还在不断发展,新的思路和实践还在继续探索。在总结肯定浦东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要本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审视、发现过去的不完善之处,予以纠正。浦东可以总结的“软成果”和“硬成果”也必然与日俱增。
  回顾过去自有无限的感慨,展望今后更有无限的热望。如果我们把浦东开发比作一支交响曲的话,那么这个交响曲的总谱就是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谱写的,而党中央历届领导就是这个乐队的指挥,我们有幸曾经成为在上海的这支乐队的一个演奏员,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小平同志的乐谱努力地演奏它和发挥它。
  我离开浦东已经16年了,但是我的浦东之情难于割舍,时刻关心浦东开发的进展。对于一届一届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届一届浦东新区领导下的每一项新进展,我都深受鼓舞。上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将把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港保税区以及空港综合保税区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都包括在内(其中三个是在浦东新区之内),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这可能将带来比以前几个特区新区深刻得多的改革的飞跃。我们这些淡出的浦东“老开发”们对这个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抱有热诚的期望。
(摘自《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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