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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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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东的五年零七十三天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8-30 ]
  口  述:徐  麟
  采  访:徐建刚  王建华  杨晓燕
  整  理:杨晓燕
  时  间:2013年11月21日
   
  徐麟:1963年生,上海市人。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曾任南汇县委常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县长,嘉定区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市农工商(集团)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社团局党组书记,市农委主任、党组书记、市委常委等职。2008年2月至2013年5月,任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2009年5月,南汇行政区域整建制划入浦东新区,迄今已有四年多。这是我在浦东任职期间经历的大事,能够亲身参与,深感荣幸,记忆犹新。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两区合并工作顺利推进,在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区域联动、功能拓展等方面,“1+1>2”的合并效应逐步显现。我更加深切地感到,这项决策确确实实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两区合并的重大意义
   
  一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是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着眼加快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全局作出的战略决策。国务院批准南汇划入浦东,同时间段发过一个重要文件,就是发布19号文,要求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而这“两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区和主战场就是浦东和南汇。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大浦东“金三角”,主要指的是陆家嘴、外高桥、洋山港等区域,但是这个“金三角”是分属于浦东、南汇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同时,还有一系列重大项目也是横跨两个区的,最典型的就是迪士尼和浦东机场空港项目(当时前者正在推进中,后者已经落地)。将南汇划入浦东,就可以解决这种由行政分割而造成的多行政主体各自为战的发展局面,也有利于把原来横跨两区的诸多战略性要素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强有力支撑。两区合并后旋即成立的“三港三区”,很快就把原两区丰富的航运资源联为一体,现在中央又批准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说“三港三区”这一构架和实践为此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也是南汇划入浦东战略性作用和深层次影响的体现。
  二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浦东迈向二次创业、推动上海转型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如果说浦东在一次创业中初步建成了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推动上海初步实现了形象重塑、功能重造、雄风重振,那么南汇划入浦东的决策,就是赋予浦东开发开放新的重大历史机遇,推动浦东进入了二次创业的新阶段,以更好地提升浦东功能,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为上海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国际竞争力作贡献。
  三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助推器”。两区合并之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显现,当时上海发展正处在一个转型发展的重要关口,承受着经济稳中求进的巨大压力,在这个关键节点将南汇划入浦东,这是中央对上海转型发展的“力挺”,就是要通过进一步拓展浦东发展空间,放大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的效应,破解浦东土地资源缺乏、商务成本高企等瓶颈难题,形成上海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
   
两区合并的实施过程
   
  其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小范围酝酿两区合并的事宜,后又经过深入讨论和征求意见后,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这件事也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在方案上报前,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做过汇报。之后,俞书记、韩市长还亲自到国务院主管部委民政部作了专门沟通。所以方案上报后,批复的速度是超出常规的。当时,还有一个插曲,因为分管这项工作的回良玉副总理正在出访,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回来马上就批了。所以从正式方案报上去到批复下来相当快,可以说是特事特办,特别支持。
  2009年5月13日,市委、市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会议,对“两区合并”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开成立“南汇区行政区划划入浦东新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由韩正市长主持;副市长胡延照宣读国务院关于同意上海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红光宣读市委关于建立“联合工作党委”的决定,同时宣布班子成员名单;俞正声书记作重要讲话,我也作了表态发言。
  我记得当天的会议,浦东的领导是一起乘面包车到会场的,会上宣布班子成员名单,明确姜樑(两区合并后任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调任浦东,李逸平(两区合并前任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调离浦东。会议结束后,我们就拉上姜樑同志立即回浦东召开联合工作党委书记碰头会。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当时姜樑同志还是市委副秘书长,会前俞书记还交代说,“姜樑,你会后到我办公室来”,是交代他到浦东任职的事情。他说,“俞书记对不起,徐麟已经通知我会议结束后去浦东开联合工作党委会议了”。俞书记就说,“好,那你先去开会,回头再找你”。所以,当天会议一结束,他就跟着我们面包车到浦东了,立马上任。
  联合工作党委体制是当时过渡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主要的设计就是原浦东和南汇的常委全部进入,然后再把要调入的干部任命为浦东的副区长,彭崧就是这个时候新调入的,其他都先不变动。其实这个时候一共有九套班子,两边都是四套班子,上面再加一套联合工作党委班子,来统领八套班子,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
  为了高效有序地推进两区合并事宜,我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于法周延,于事简便”,就是法律上有明确要求的,就完全按照法律规范要求做,但具体操作上能简便的就尽量简便。浦东和南汇的合并其实与黄浦区与南市区、卢湾区的合并还是不一样的。国务院的批复很明确,就是撤销南汇区建制,把原南汇区的行政区域整体划入浦东新区,不是撤二建一,而是一个主体保持不变,把另一个整体并入。所以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都是沿用原浦东的届次。我们就合并后的诸多事宜多次向中央各有关方面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等都对这件事很关心,也很慎重,许多问题都是反复研究后再给我们以很明确的答复。比如,我们向中组部请示,是否可以不开党代表大会,而召开党代表会议,中组部明确答复可以,所以就不用召开党代表大会来产生新一届区委全委会,再产生常委会,党委班子可以通过任命方式到位,这样,我们的工作就相对简单很多。比如,全国人大答复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要召开,必须重新选出代表,不能简单搞原两区代表认定。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豪同志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北京,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还是明确人大代表必须重选,不能简单地采取其他办法,否则与地方组织法不符。这样工作量就大了,特别是代表法有规定,地区人口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以上后,代表人数是封顶的。原浦东有人大代表450名,原南汇当时是260名,两区合并后新一届浦东人大代表总共只能有450名,这就意味着有260名原来两区的代表不能再当代表,为此我们也做了大量充分细致的沟通工作。再比如,政协委员,相对还比较简单,因为政协章程里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委员本身就是以协商推荐的方式产生,所以全国政协答复可以合并。在这个过程中,俞书记、韩市长要求我们要严格按这些要求办,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2009年7月22日,浦东新区召开党代表会议,通报有关情况,明确新的浦东新区区委领导班子;8月5日,政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协领导班子;8月8日,浦东新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浦东新区新一届人大和“一府两院”领导班子,标志着原浦东新区和原南汇区的“两区合并”工作在法律意义上得以完成。
  在两区合并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应当说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俞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给予了肯定,他说,两区合并“效果至少比我预想的好,很平稳”。温家宝总理到上海来调研时,俞书记、韩市长向他汇报,俞书记也提到这件事,说在国务院批复以后,我们执行操作还是很顺利、很平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减少了近300名原人大代表,都是任期未满的,但是我们没有接到过一封人民来信,在合并过程中,也没有一封信反映合并中的矛盾。
   
两区合并后面临的问题和难点
   
  第一,难在人心平稳。在四套班子全部到位以后,我们接着主要是做好区级机构改革、内设机构“三定”和干部配备等工作。具体推进中,采取了机构“先并后定、快并慢定”,部门班子“先对应归口合并,两综合统筹调整”,机关人员“先集中办公、再细分岗位职责”,以及对分流人员有情操作的办法。这当中,“集中办公”是我特别强调的,因为我觉得既然两个区已经合并了,一个部门还分两个地方办公,那肯定不行,先合在一起办公,先要去掉物理上的隔断,其他问题再来一个一个解决。
  这当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南汇的委办局行政级别比浦东委办局要低,而且总量多。当时上海明确郊区设28个委办局,中心城区设26个委办局,而浦东一共只有19个委办局。二是在干部配备上,浦东的委办局一把手是副局级,南汇则是正处级,而且浦东的委办局都是一个一把手,党政一肩挑,南汇区原来都是配两个一把手,党政各一个。所以,在对接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浦东市容环保局为例,浦东是一个局,它要对应南汇区的市容环境局、环保局、绿化局、水务局四个局,合并后,这四个单位进入浦东一个局,而且同时进来了八个一把手。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原浦东、南汇各个层面的领导干部心里其实都有想法。部门班子“对应归口”后,干部排序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就是按任职正处级的时间长短来排序,除了提任正职不到一年的只能任助理外,其余全都进入班子。南汇的正职进入班子就变成副职了,因为浦东的正职是副局级的,副职是正处。其他级别的干部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干部思想矛盾是比较多的。有南汇干部专门作词一首,词牌《钗头风》,其中就有一句“正职让、副职下,部门副职变处副”。正职让,就是原浦东的委办局正职都是副局级,所以合并后南汇的正职都改副职了;副职下,就是副职都不是班子成员了,一下子心理落差太大了。南汇的科级干部也有想法,在浦东处是基本工作单元,是没有科室的,南汇的科长们原来都带长的,现在则变成主任科员了。
  当然浦东干部同样也有想法,合并后第一次开委办局级领导班子干部会议,通知领导班子出席,浦东干部参加会议后就觉得被南汇包围了。按班子成员通知开会,还是举刚才环保局的例子,来自南汇的干部就有八个,原浦东环保局班子成员哪有这么多?!班子成员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十几个领导班子成员,下面的处室还没有局长多,有的处室要由两个副局长分管,一个处长要接受两个副局长领导。还有浦东的老处长也有想法,本来可能有希望提拔的,现在就觉得没指望了,现有人员消化也不知到何时呢。而且两区的经济体量相差悬殊,当时浦东的经济总量是315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是302.6亿元。南汇分别只有548亿、45.6亿元。浦东同志想你们经济体量那么小,还来那么多人做我们领导,所以想法也很多。
  当时情况下,我作为区委书记,认为首当其冲是要做好疑心聚力、思想引导的工作。在合并后第一次干部大会上,我就讲你们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怎样建设好新浦东,这是我们的大局所在、事业所在、责任所在。我还特别提了“三个研读”,一是研读文件,即研读国务院关于同意上海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二是研读讲话,即研读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关于“两区合并”工作的讲话,深刻理解合并的意义;三是研读大浦东地图,合并后浦东对外公布面积是1210.44平方公里,实际面积是1405平方公里,我们今后考虑问题就要基于新的浦东版图了。通过这“三个研读”,引导各级干部“围绕一个目标、打造一支团队、形成一个整体、弘扬一种精神”。此外,我和班子同志一起,主要是通过层层开展谈心谈话,深入细致地做工作,引导各级干部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就我个人而言,2009年合并当年,先后与干部谈心谈话约300人次。事实证明,谈与不谈是不一样的,广泛深入的沟通谈心对平稳过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难在工作对接。原两区工作的差异性较大,在联合工作党委时期,我们就提出要同步推进数据、规划、政策、工作“四个对接”。其中最难的是民生保障政策的衔接,当时原浦东和南汇的民生保障政策存在较大差距。比如,镇保征地养老人员一次性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用南汇与浦东的最大差距是五万元,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差距是每年220元,农保月养老金最低水平的差距是每个月170元。两区合并后,为了让南汇群众尽快受益、感到实惠,我们制定了三年拉平南汇和浦东民生保障差距的计划,同时还要确保原浦东居民保障水平继续保持逐年提高。这件事实际上只用了两年半不到的时间,就平稳地拉平了,所以老百姓还是很拥护。在基础设施方面,第一步重点抓了道路连通,打通涉及两区的八条断头路等。
  第三,难在如何保持“政府机构精简”的体制优势。面对人员增加的客观现实,我们在区级机构改革中坚持了一条总的原则,就是保持总编制数不增加。到2009年底区级机关“三定”工作全部完成,区政府共设19个机构,大体相当于全市区县机构平均数的2/3;每万人(户籍人口)行政编制数4.9名,不到全市其他区县平均水平的1/2。应当说,继续保持了这个优势。
  划入工作开始前,市委、市政府两位主要领导都个别找我谈过话,都有交代,明确谈了几点:第一,要教育干部认识两区合并的意义。为什么要合并?不是简单的为合并而合并,合并是为了浦东、上海未来更好的发展。第二,要求做过细的工作,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三,两位领导都关照在合并过程中,要注意兼顾南汇干部的情绪。第四,关于民生政策,要确保群众利益。韩正市长还特别强调了临港地区不能冷下来,如果临港冷下来,老百姓可能会对两区合并重大决策产生异议。就我自己来看,整个划入工作平稳有序,确保了发展不受影响、民生不受影响、稳定不受影响,基本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我的嘱托。
   
新浦东的生产力布局调整
   
  南汇划入浦东后,我们按照国家战略的要求,在121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新的版图上进行了生产力布局的优化调整。首先,从规划、体制入手,坚持统一规划、凸显开发主导、注重优势互补,根据各开发区产业功能的关联性,对原两区的开发区实施整合,形成了“7+1”的生产力布局。所谓“7+1”,“7”是指上海综合保税区板块、上海临港产业区板块、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板块、张江高科技园区板块、金桥出口加工区板块、临港主城区板块、国际旅游度假区板块;“+1”指后世博板块。在这个大格局下,南汇的部分开发区根据地理位置、产业特点的不同也先后并入了四个原来的国家级开发区。
  生产力的重新布局还涉及街镇的区划调整。如两区合并后,原来横跨两区的迪士尼项目和浦东机场空港项目,在区级层面实现了行政主体的合二为一,但相关街镇的区划当时还没有进行过调整。迪士尼、浦东机场空港两个项目涉及川沙镇、六灶镇和祝桥镇三个镇,一个项目对应两个行政主体的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我们将川沙镇一分为二,一部分和六灶镇组成川沙新镇,今后的功能定位就是围绕迪士尼区域展开,主要凸显休闲、文化、旅游功能;另一部分和祝桥合并,组成祝桥新镇,主要围绕临空产业做文章,包括机场保障、机场周边临空产业配套等,大飞机的总装基地也在那里。
  后来,随着工作的整体推进,“7+1”的布局又逐步调整完善为“4+3”。具体来说,就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外高桥保税区四个先发效应地区,以及世博地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和临港地区三个后发效应地区,生产力布局的这种微调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相互支撑、共同提升。三个后发效应地区又称为“新拓展区”,要求三年内投资1000亿,五年投资2000亿。所以,当时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产业布局调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合理的,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
   
新浦东的二次创业
   
  在调整生产力布局的同时,我们从整体上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概念。二次创业的提出既是审时度势,也是在那个时期必须提出来的。南汇的并入使二次创业的内涵更加充实、丰富,要求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如果没有南汇并入,我们也必须有二次创业的概念,南汇并入只是使二次创业的紧迫性更加凸显。
  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以形态开发为主、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浦东速度”,打造了令人惊叹的“浦东形象”,建立起一座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新的时期,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创新转型的要求,需要在以往创造浦东速度、打造浦东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塑造浦东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按照上海打造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四个中心的要求,浦东要成为核心功能区。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当时,我们感到在打造功能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包括浦东的城市功能相对滞后于产业功能,社会功能相对滞后于经济功能,生活功能还相对滞后于生产功能。
  围绕打造功能、加快转型,推进二次创业,我们提出了一个总的思路,就是:浦东的发展不仅是经济数量的增长,更要注重结构的优化和质量效益的提高;不仅是总量规模的扩大,更要注重功能的凸显;不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要注重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的统筹兼顾;不仅是发展自己,更要注重发挥好服务和辐射作用。
  具体在推进城市化建设、提升城市功能方面,我曾经提出要推进“四个化”:一是深度城市化,在陆家嘴地区、世博地区等中心城区,更加重视精深化开发、精细化管理。二是产城融合化,在张江、金桥、临港等重点产业区,完善商业、文化、交通等配套设施,加快居住人口集聚。三是功能主体化,在迪士尼等新开发区域,找准发展定位、凸显主体功能。四是城乡一体化,在全区范围内统筹推进城镇化,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实施村庄改造计划。
  在城市空间布局上,浦东主动融入全市发展的大趋势大格局。按照全市整体规划布局,形成了“一轴三带”的总体空间布局。“一轴”是指从虹桥机场到浦东机场的上海城市发展主轴的浦东段,“十二五”期间将沿着这条轴线进一步集聚城市发展的功能要素和形象要素;“三带”包括:沿黄浦江综合发展带,以陆家嘴和世博园区为支撑,主要凸显金融、贸易、会展等功能;滨江沿海发展带,以“三港三区”为支撑,主要凸显航运、物流、贸易等功能;从北到南的中部产业带,以“一江三桥”(外高桥、金桥、张江、康桥等)和临港主产业区为支撑,主要凸显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功能。在这个大格局下,我们之所以重新调整优化“4+3”的生产力布局,就是为了促进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相互支撑、共同提升。这些板块之间也有一些有机的联系和明确的任务。陆家嘴、综合保税区,就是体现金融航运贸易的功能,张江(康桥)就是要突出自主创新的功能,金桥、临港就是要突出高端制造的功能,迪士尼、前滩等区域,就是要进一步建设文化旅游会展的新地标。
   
进一步深化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在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这是全国的第一个试点。中央对于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是非常明确的,改革的目标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具体强调了“三个着力”,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经济与社会二元结构,这是中央对浦东综改的定位和要求。综合配套改革三年为一轮,滚动推进,我2008年调任浦东的时候,正好是第一轮尚未结束,要准备起草第二轮方案。我还记得上任时,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都跟我谈话,谈的第一件事就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还讲到组织上和社会各界对综合配套改革的期待。韩正市长当时说的三句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浦东综改要做的事是什么?就是浦东能突破、全市能推广、全国能借鉴,这就是浦东先行先试的意义所在。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确实感到这三句话非常精到。
  在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我主要有这么四个方面的体会。
  第一,改革的前提,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要体现敢闯敢试,要有一种勇气。思想层面解决激情、勇气的问题,实践层面解决思路、力度的问题。综合配套改革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支撑,改革是没有力度的。浦东的定位是改革的先行先试区,如果任何事都按照现行的具体规章(哪怕是不尽合理的规定)去执行,每件事情都是百分之一百符合这些具体的规范要求,那就不叫改革先行先试区,那应该叫执行现行规章制度模范区。
  第二,改革的目的,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是为了发展,为了推动科学发展。改革不是栽花种盆景,更不是哗众取宠去作秀,改革是为发展而改革,其目的是为了科学发展、率先发展、转型发展。我在浦东时曾经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具体到浦东,就是要做到前面讲的“四个更要注重”,而当时浦东的改革也确实是围绕“四个更要注重”来展开的,其中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功能。浦东就是要体现转型出功能,功能在哪里?经过研究分析我当时提出要在五个方面体现浦东功能:一是全球资源配置的新节点,这是浦东体现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各类创新活动的策源地,浦东应该成为各类创新集大成的地方:三是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全球分工中、产业布局的调整中,浦东的定位应该是高端高效的;四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五是综合环境优良的新城区,体现的是现代城市功能和理念。
  第三,改革的方向,就是要从政策的点上突破迈向面上的制度性创新。在改革刚起步的阶段,需要更加重视点上的突破,因为没有点上的突破,也就很难对整体产生影响,体现改革的成效。我当时有个比喻,不一定贴切,就是“改革不是闯红灯,而是创设新的信号系统”。信号系统是为了保持交通畅通的,如果发现红绿灯设置不合理,简单地闯过去的办法不是改革的办法,改革的办法是要重新设计新的信号系统,如果事实证明新的信号系统使通行更顺畅,那就说明改革是成功的,也就是可以复制推广的,其实就是制度创新。
  第四,改革的路径,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开放在浦东20多年的历程中,作用和地位是很高的,浦东的发展充满开放的要素和元素。中央对浦东改革的总要求,就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一般来说,搞市场经济比较成功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它们的通行规则比较成熟。所以,我们要扩大开放,学习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而不是排斥它们。但开放不是简单照搬、简单模仿,更不是简单复制。浦东先行先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对接。如果先行先试成功了,就开辟了发展的新路子,在全国推广开来;如果先行先试失败了,那就提供了经验教训,其他地方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如何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我认为要注意把握“三个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就是要围绕发展转型中的问题和矛盾,适应生产力前进的内在要求和突破性的新需求,选准和聚焦一批攻坚项目,集中力量化解主要矛盾。这“三个导向”,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每个导向背后都有鲜活的案例。
  需求导向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春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基于电子商务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供应链服务的企业,为全球超过10万家化工买家、超过三万家国内外供应商,提供报价、物流、融资等一系列服务。但最初在其注册时,曾因为企业“供应链管理”的商业模式“过于超前”,无法在传统行业分类中找到“对接口”,以致工商登记第一关就过不了。之前,我们从没想到现在的新业态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有些具体的法律法规都跟不上。后来,政府部门把它当作一个项目来系统研究,为制度性矛盾的解决找到一个突破口,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不仅为春宇开了“绿灯”,使企业成功注册,也为浦东如何加快经济转型,怎样寻求创新突破,求解改革发展提供了示范。
  问题导向的典型案例是新型国际贸易结算。过去,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三流”一一对应,订单流、资金流、货物流一一对应,这样就一路顺利。但是,我们讲贸易应包括离岸贸易,更应加快发展离岸贸易。比如货物在巴西生产,最后运到加拿大销售,生产环节与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运输有什么压力你一点责任也没有,但是订单在你这里产生,资金在你这里结算,税收在你这里缴纳,利润在你这里生成,那不是最好的事吗?但是,过去的有关政策不允许,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去突破,如果不突破那就只能发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新型国际贸易结算当时浦东第一批是8家,第二批是12家,第三批30家,一共50家企业,累计近100亿美元的结算金额。这就是问题导向,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阻碍新型国际贸易的发展。
  项目导向的典型案例是融资租赁。这项改革涉及的有关主管部门有七个,涉及的障碍点有八个。一般来说,上级部门对改革都会表示支持,但是如果没有具体化、项目化的方案,我们自己想不清楚、讲不清楚要做什么,那么要更好争取支持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因此,在融资租赁的政策突破上,我们就是先把这些涉及的障碍梳理细化为一个个项目,再一个一个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支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件事情就做成了。
  以上这些,就是新区紧紧扣住“三个导向”来推进改革的一些做法。2010年俞正声书记到浦东调研,我在向他汇报时提到了这“三个导向”,得到了俞书记的充分肯定。
  浦东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八年来,先后实施了三轮“三年行动计划”,开展了60多项部市合作专项改革试点。我在浦东时曾经梳理了10个方面的改革突破,包括金融、开放经济、枢纽港功能、口岸监管、科技创新、人才、土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领域、城乡二元结构。从大的方面看,一是经济领域,以提升跨境资源配置能力为核心,重点聚焦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开放经济“三个领域”以及总部经济、平台经济“两类形态”,努力营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的制度环境。比如,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创新了货物流与资金流分离条件下外汇收付的程序和监管,使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的发展具备了可能性。比如,融资租赁,以SPV形式对单船单机融资租赁进行了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再比如,期货保税交割,探索完成了保税交割七个环节的全部流程,打通了国内期货市场的国际化通道,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发挥全球定价功能提供了支撑。二是行政改革方面,立足点是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打造高效、透明、法治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比如,审批制度改革,以深化建设项目审批改革为重点,建立完善项目预核准制度、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目前,区级审批事项已从2001年的724项减少到242项。再比如,土地“二次开发”,我们在张江、金桥试点,探索用地性质调整和土地流转创新,使存量土地、存量物业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进一步集约利用土地、拓宽发展空间。三是社会改革方面,主要是着力破解城乡、本地居民与来沪人员等多个二元结构,创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大政社互动力度,建设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和谐新城区。比如,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率先实行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并轨,形成了新农保、新农合全区统筹、适度增长的机制,启动实施村庄改造和农民增收两项计划,加快缩小城乡环境、设施、服务、收入等方面的差异。总的来说,这些改革突破,促进了机构加速集聚,提升了行政服务效率,改善了开放环境质量,增强了“四个中心”核心功能,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
  前不久,中央同意上海试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我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主动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浦东推进创新转型面临的极其难得的机遇。我期待着浦东以这项试点为契机,创造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新精彩。
   
浦东与上海世博会
   
  我在浦东工作五年多,上海世博会是任内的另一件大事。由于世博会是我国继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又一次世界性盛会,具有相当广泛的世界影响,而浦东是世博会的主场馆所在地,处在办博的最前沿,当时我们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是十分重的。现在回顾那段经历,一幕幕忙碌、拼搏和奋战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
  世博会会期是184天,但从申博成功到世博会圆满落幕历时8年,谈精彩的184天,不能不谈到之前准备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段时间里,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几届新区区委、区政府始终把迎博和办博摆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一以贯之、接力推进,为确保这届世博会“成功、精彩、难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了责任感、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的工作:
  第一阶段是迎接办博。世博场馆浦东区域占地面积为3.97平方公里,这块区域动迁总量涉及10660户居民和142户企业,都全部按时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涉及25项世博配套工程,共计完成了总投资420多亿元,创了那几年新区财力投资的峰值;市容环境改善和惠民实事工程方面,完成了1412万平方米旧居住区综合整治、633万平方米二次供水改造,受益居民分别达11.5万户和169万户。
  当然,浦东也从中获益良多,世博会的筹办使该地块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提前,如中环线浦东南段建设、世博周边道路的架空线入地工程等,使城市面貌和功能都得到极大提升。为此,我们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紧张的是中环线南段建设。由于工期紧、任务重,为了确保按时完工,最后是采取切短工程任务的办法,比如原来五公里为一个工程段,后改为一公里一个工程段,安排五支工程队同时上。最紧张到什么程度?50万伏高压输电线路要通过公路的最后一段施工,因为施工难度大,需要协调的部门多,沥青路面铺设施工周期可能拉长,我们甚至做好了以全钢结构衔接代替沥青铺设的预案,后来因为各个部门的全力配合,终于还是顺利竣工,确保了后墙不倒。
  第二阶段是服务办博。为确保世博会有序运行,我们提出“以点保面、以面保点”的整体要求。“以点保面”就是以街镇的点,来保世博大局的面;“以面保点”是指以整个浦东这个面,来保世博浦东园区3.97平方公里这个点。我们主要依靠两条,一是依靠广大干部群众;二是依托网格化的城市综合管理和网络化的综合治理机制,充分整合了政府、基层和群众的力量,将指挥、服务前移到第一线,最终实现了“以点保面、以面保点”。
  世博会持续184天,但对浦东的领导干部而言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我们很多领导干部都以身作则、甘于奉献。当时,几乎每个休息日我都要坐镇三林指挥部,平时忙手头的工作,休息日就去指挥部。时任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局长的吴福康同志(现任浦东新区常委、政法委书记)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件事是世博试运行的前一天晚上12点,他接到上海世博局局长洪浩的电话,请他帮助清理园区内的垃圾。因为第二天要试运行,当天所有的场馆都在进行最后的清理,下午五六点时,所有场馆都把垃圾清理出来,堆在路边,整个世博园区道路上都是垃圾。接到通知以后,他自己带队工作,一共出动了50多台垃圾车,清理了几百个来回,清理出垃圾总量5000多吨,一直忙到凌晨五点结束,终于全部清理完毕。另一件事是正式开幕式前一晚,园区靠近旗林广场那边近40米的围栏突然向内撤了五米,出现了一个原来属于园区内的200平方米的区域,现在划到园区外了。因为处在园区的边缘地带,不但路面不平整,而且民工在这里扔垃圾、随地大小便,环境非常之差。根据要求,世博园区外的地带属于哪个区就由哪个区进行管理,而我们事先又没有接到通知,完全不知情。正好吴福康同志晚上带了班子成员在外围巡路,发现了这个问题,第二天要正式开放了,而且这块区域靠近旗林,岂不是大煞风景啊!他马上带队处理问题,因为这个地方两边有树木,车子开不进,最后只能用小推车把垃圾一车车推出去,然后用以前铺马路工人用的大石球,把沥青压实铺平,一直弄到凌晨四点,全部完工。这件事做好了他也没有跟我们报告,我们都不知情,后来我是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而且同事说他世博开始运作的第一个月,没有一天是在夜里12点以前回家的,天天如此。世博结束后评选劳模,我就提名他,但是后来因为局级领导原则上不参评,就没放进去。还有一位是我们上钢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苏锦山同志(现任上钢社区[街道]党工委书记),他天天蹲守在后滩出入口,大热天晒脱几层皮,连鼻子上的皮都晒脱了。世博会7000多万观众中有5000多万从浦东进出,所以我们压力很大。以上我只是举两个小例子,实际上世博的成功背后还有很多很多无名英雄在默默地付出,浦东的干部群众是非常投入的。
  第三阶段是充分发挥后世博效应。世博会前后,区里面分析形势时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四个两”的重大机遇,就是“两个中心”建设、“两区合并”、“两大项目”(迪士尼、大飞机)、“两个效应”(办博效应和后世博效应)。我们确实是把世博会带来的机遇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上。世博会为浦东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基础,浦东就是要借世博登高、借世博提升。后来我们总结世博会给浦东带来了六大效应:对城市建设的推动效应、对城市精神的塑造效应、对城市管理的提升效应、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对城市功能提升的载体效应、对、发展转型的引领效应。比如,对城市功能提升的载体效应:世博会的举办,带来了上海城市发展布局、发展重心的调整。世博地区包括世博园区、耀华地块和前滩三大块,总面积8.56平方公里,是沿黄浦江发展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原来这里是一些重型工业,城市面貌差,产业定位也不合适。如果没有世博会的机遇及其倒逼机制,要在这么大这么复杂的区域内搞动迁、搞战略开发,困难和阻力是非常巨大的。而未来,这个区域将崛起为上海一个新的功能高地、城市地标,成为一个复合型、多功能、高水平的城市核心区域。世博会后,全市确定了六大重点建设区域,其中两个就是世博园区和前滩地区。
  目前,世博地区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世博园区和耀华地块由市里统一开发,世博园B片区的12家央企总部已经全面开工建设。由浦东负责开发的前滩地区,位于世博后滩拓展区和耀华地块的南端,总面积2.83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面积350万平方来,具体由陆家嘴集团负责开发,目标是打造陆家嘴的2.0版本,同时还要弥补陆家嘴地区开发时的一些遗憾,包括地下空间没有能很好统一组织等。目前,前滩地区的开发已经进入快车道,可以说是如火如荼。
   
始终坚持“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
   
  作为区委书记,我在抓党建方面也做了些思考。在落实好市委统一部署的工作任务的同时,我们也结合浦东实践积极进行探索。
  第一,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顺时应变,在浦东就是要不断赋予“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这句话是老领导赵启正同志留给我们的,也是浦东开发的一条根本经验和重要理念,浦东的每一任书记都按照这一原则开展工作。我个人体会,这体现了中央对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以伟大工程支撑和推进伟大事业”。十八大提出两个“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就是要求把党的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具体到浦东,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不仅改革开放、开发建设要争创一流,党的建设也要在服务保障事业发展中争创一流。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把党的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大背景下来把握,增强适应性、开拓性。现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五个化”在浦东已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所以党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与之相适应,这样才能体现时代要求,做到争创一流。
  第二,把党的建设作为系统工程,注重整体布局、分层推进、分类指导。我认为,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有机整体,必须统筹推进。每个层面都有每个层面的责任、重点和要求。在浦东期间,我们的基本考虑是:区级层面最重要的是提高执政能力,就是围绕当好排头兵、先行者,不断完善推进创新转型、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战略举措,并且能够凝聚方方面面的共识和力量为之奋斗,这首先是对区委特别是我本人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区委各部门层面重点是增强协同力,部门承担着各自的任务,但是党建不等于部门工作的简单叠加,也不等同于党内日常的、具体的党务,为此,特别注意引导大家围绕“五位一体”这个整体来谋篇布局,真正使自身的工作服务于大局,对全局有意义;基层党委、党组织层面重点是激发活力,推动抓基层、打基础的责任落实,引导基层党组织聚焦群众需求、凸显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好党员干部先锋示范和党组织价值引领、整合资源、服隘群众的作用。
  第三,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重点在抓覆盖、抓服务上下功夫。一方面,针对“两新”组织的不断涌现,着力抓好覆盖。浦东作为开发开放的前沿,传统领域的党建要加强,新的领域的党建同样要紧紧跟上、有效覆盖。过去浦东有好的探索,比如楼宇党建、园区党建等,这都是浦东党建的亮点。我到浦东后,感到不能使这些点上的经验“盆景化”,关键是要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和固化为制度安排,因此着重推了“三个覆盖”,就是不仅要有组织覆盖、工作覆盖,还要有制度覆盖。比如对楼宇党建,不仅是重在“布点”,在此基础上重点是推动“划片”,通过建立片区党组织、构建“铁打的营盘”,解决好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频繁“开关”、党员流动过快的问题,像嘉兴大厦党组织就是从一个支部逐步升格为总支、党委,承担起了这个责任,现在已有49个支部、735名党员。比如对社会领域党建,就是依托枢纽型、行业性社会组织,把组织孵化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起来,像律师综合党委,现在管理的党组织有103个,实现了对现有208个律所的全覆盖。
  另一方面,就是针对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着力抓好服务。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浦东党建的重要指示。在实践中,我们把更加注重贴近各类主体对象的实际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指导思想,积极加以推进。特别是在深化园区党建过程中,对新经济组织中党的组织如何针对各类主体需求发挥作用探索了一些机制和办法。针对企业本身,就是重在推动发展;针对高管层,就是重在引导政治参与;针对人才骨干,就是重在促进创业成长,张江近年来企业高管、白领中先后有641人递交申请,256人已加入党组织,平均年龄29岁;针对青年党员,就是重在引领岗位建功,像张江第12联合党支部针对所对应的创新企业的特点,提出了“一名党员一项专利”,累计125人次提出92项申请;针对职工群众,就是重在维护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对农村、国企、社区等七类党组织都分门别类提出要求,推动基层党组织把服务作为核心职责,这也符合十八大关于创建服务型党组织的方向和要求。
  23年前,浦东拉开了开发开放的序幕,23年后,浦东已经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23年来,浦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面貌发生的惊人变化,都充分说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生动实践和成功实践。
  我个人认为在浦东的五年零七十三天,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能够亲身参与到浦东开发开放的事业中来,是非常难得的机遇,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2013年3月28日,李克强总理到浦东外高桥保税区考察,韩正书记、杨雄市长陪同,我也有幸作为唯一的浦东领导干部代表参与接待。考察期间,李克强总理对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表示鼓励支持,随后短短半年多时间里,自贸区就正式挂牌成立,再次把浦东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潮头,必将进一步开创浦东开发开放的新局面。
  今年5月,我根据组织安排,调离了浦东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但我对浦东依然是充满深情,有着浓浓的浦东情结。在浦东工作的五年零七十三天将会是我一生难忘的记忆。
(摘自《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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