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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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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高举对外开放的旗帜
[ 信息来源: 更新时间:2018-09-28 ]
  口  述:姜斯宪
  采  访:严爱云  孙海燕  严亚南
  整理:孙海燕  严亚南
  时间:2013年5月31日
   
  姜斯宪,1954年生,江苏江都人。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徐汇区委副书记、区长,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综合经济工作党委书记,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海南省副省长,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2003年2月至2004年4月,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区长。
   
  我是2002年8月当选上海市副市长的,当选以后还兼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同时受命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之一,参与申办上海2010年世博会。2003年2月上旬,市委决定调我担任浦东新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同时继续担任副市长,主管外事、侨务、民族宗教、台港澳、工商联等工作。在这样一个“双肩挑”的岗位上我总共工作了15个月,其后转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对我来说,在浦东工作时间虽不长、贡献也不多,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宣传和推动对外开放是重要使命
   
  浦东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宣传和推动对外开放是浦东新区领导人的重要职责。我曾经粗略地统计过,在浦东工作的一年零三个月里,作为分管外事的副市长和浦东新区的一把手,我先后参加了各类涉外及涉港澳台活动约400次。我接待过20余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接待过上百批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金融家以及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总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浦东,让来宾们感受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性进步,使他们了解浦东、了解上海、了解中国。
  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活动是在2003年2月28日,江泽民主席陪同古巴革命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视察浦东新区。我在上海科技馆向两位领导人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情况,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今天是卡斯特罗主席第二次视察浦东新区,也是江泽民主席担任中央主要领导以后第15次视察浦东新区。之所以当时讲这句话,是要说明:浦东新区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进步,与党中央、江主席给予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密不可分。我注意到,卡斯特罗主席这次在浦东的视察带给他比第一次来浦东更加正面、积极的印象。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他对我说,决定要让劳尔·卡斯特罗带一个代表团再来浦东。确实,半年之后,劳尔·卡斯特罗就带了庞大的古巴代表团来到上海,主要是来浦东新区寻求与我们合作的机会。古巴在医药领域有一些较为领先的成果,同时在陆家嘴投资兴建了古巴在海外最大的投资项目——新天哈瓦那大酒店,这是彼此之间加强合作的一个重大成果。
  第二件事是在2003年的4月18日,那天是浦东新区开发开放13周年纪念日。我们和市外办安排驻沪的境外记者参加“浦东一日”活动。当日白天,出席活动的记者和其他外宾分多路对浦东新区进行了采访和考察。当天晚上,我和新一届政府的各位副区长一起出席了招待酒会。我先简短介绍了我们的团队。七位正副区长都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其中有两位工商管理硕士,三位有海外留学经历,还有一位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外宾们听了比较惊讶和兴奋。酒会中间大家自由交谈,每个区领导都和参会的记者、外资企业负责人、公共关系公司负责人等热烈交流。有几位区领导可以用英文直接与外宾对话,气氛非常融洽,给出席活动的外国朋友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象——中国、上海、浦东坚持对外开放是绝不会动摇的,新的领导团队是具有对外开放的强烈意愿和能力的。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2003年4月,浦东新区宣布“环球嘉年华”将在浦东陆家嘴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大型户外游乐活动。这是环球嘉年华活动首次登陆中国内地。由于上海当时正在积极争取迪士尼或环球影城落户,所以我也直接过问这个项目的进展,但是人算不如天算。4月20日,非典疫情成为举国关注和应对的焦点,原定4月23日正式开园的环球嘉年华项目面临推迟或取消的艰难抉择。
  为了妥善处理此事,我先后两次直接和环球嘉年华的主办方进行沟通。我了解到创建环球嘉年华品牌的史蒂文森家族经营游乐场已历经六代,但经营“环球嘉年华”时间并不长,外方很担心自己成为家族事业的末代。因为他们的经营方式是租借世界上最先进的游乐设施用于活动。这次,他们已重金租赁了游乐设施并运到了上海现场,活动办不了,将涉及赔偿,搞不好确实会倾家荡产。我对他们的困境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虽然这件事情是因为不可抗力造成的,但是政府还是愿意与企业风雨同舟,为这个活动的推迟举办提供必要的补贴。经过两次商谈后达成一致,决定在上海的媒体和活动现场打出口号“共渡难关,择日相见”。
  其实,延期多长时间,我们心里也没有底,向外方允诺提供的部分补贴又不能从政府财政中支出。因此,我们找上海永达集团商量,由他们做这个活动的主赞助商,哪怕活动没办成,作为赞助商,这个钱公司也承诺兑付,政府则会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的善举做宣传。我们做了最长推迟5个月的计划。幸运的是,非典疫情持续两个月就过去了。其后举行的环球嘉年华活动受到超乎想象的追捧。整个活动时间为期一个月,收入1.3个亿,130万人参加,上缴各类税收4000万元,均打破了环球嘉年华在全球的纪录。
  后来,环球嘉年华又在上海成功组织了秋季活动并逐步走向全国其他大城市。我们在其后与迪士尼、环球影城谈判的时候,经常把这个活动作为推断未来客流的实例,增添了谈判的筹码。这也是浦东改革开放中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
   
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我觉得浦东作为我们国家和上海手中的一张王牌,应该自觉承担起在高增值产业中参与国际竞争的责任,使更多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和项目在浦东开花结果,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带动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新区任职的这段时间里,有以下几个方面进展比较显著。
  第一,金融产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在那个阶段中都加大了在浦东的投入。平安保险、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也签约在陆家嘴投巨资建设总部大楼。我们在张江专门开辟了上海银行卡产业园,现在叫金融信息服务中心。银行卡产业园培育了一大批金融服务机构,其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中国银联。中国银联是最早进入张江银行卡产业园区的,它用了10年时间成长为世界级的金融服务企业。中国银联进入园区以后,平安保险也被我们吸引到那里建设全球后台服务中心。当时平安保险有大约2700万个客户,都是通过这个后台提供服务的。现在平安保险的客户已经上亿了。继平安保险之后,又有近十家金融机构提出建立自己的金融服务中心。目前,张江银行卡产业园区已经成为服务金融的心脏,对于进一步补充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功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在外高桥保税区也引进了一些金融机构,利用保税区的境内关外政策,免税配置最先进的数据存储处理设备,设立数据备份中心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浦东的金融保持了全国领先的发展势头。
  第二,通过我们有目的地招商引资和政策鼓励,使得一大批中外企业在浦东设立研发中心,逐渐把浦东从国际名牌的制造基地向国际名牌的研发与制造并重的基地转变,努力使浦东成为创新型成果的策源地。在那段时间里,通用电气在美国之外的第三个全球研发中心落户张江,杜邦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也在张江设立研发中心。同时,中国的领军企业,比如中兴通讯、联想集团也在张江设立了研发中心。我们研究了对企业研发中心进行认定并提供优惠的政策。因为研发中心更多地需要智慧型劳动,能集聚优秀人才,尤其对吸引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人才回国服务作用明显。这些人才在中国的外企或民企工作和在外国工作意义是不一样的,更多的知识型人才回来,在外企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能就自己独立创业了。我们共认定了几十家研发中心,在个人所得税购房抵扣等方面给予优惠。现在看,这项工作还是有战略意义的。近年来,我国已经将提高创新能力作为国策,而在这个过程中,浦东尤其是张江以及金桥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做了一些先行先试的工作,积累了经验。
  第三,进一步争取在对外开放上取得国家的政策支持,保持对外开放的良好势头。2003年12月17日,为了展示浦东对外开放的成果,我们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由我向在浦东新区注册的第一万家外资企业颁发营业执照。当时上海累计注册的外资企业是三万多家,浦东占了30%,这充分反映了浦东新区在上海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除了不断吸收外资来浦东发展之外,我们还注重打造政策高地,吸引企业入驻。当时外资企业在上海注册最多的是外高桥保税区,但外高桥保税区占地只有10平方公里,其中又有水系和绿地,可用土地面积偏小,所以我们向海关总署和商务部积极争取:一是置换一部分土地,调整边界,扩大外高桥保税区的有效利用面积;二是在外高桥保税区和港口相连接的地方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物流园区。这个保税物流园区的效益极为显著,解决了当时困扰上海的集成电路芯片出口复进口的税收抵扣问题,并培育出一批新型物流公司,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2003年8月,温家宝总理来上海视察时召开了一个浦东开发开放座谈会。我们汇报时,一是讲了积极发展金融产业,提高金融业的竞争能力,这一点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势头良好;二是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从小陆家嘴开发区到大陆家嘴开发区,形成了以上海为总部,以江浙地区为后方制造基地的合作模式,实际效果比较好;三是介绍了推动研发中心的战略构想,提出发展研发中心具有多重好处,可以吸收创新型人才回国服务,能够增加我国企业的创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四是汇报了如何发展软件产业,包括努力争取国际软件的服务外包。软件产业低污染、高技术、高附加值,应该大力发展。张江软件园、金桥软件园以及陆家嘴楼宇里的软件公司等各有所长,已成气候。汇报得到温总理的肯定,他还和与会的浦东新区同志合影留念。
   
发挥班子整体作用
   
  “发挥整体作用,争取团体冠军”是当时我们就班子建设提出来的口号。这既是我个人的意愿,也是组织上对我的要求。
  我到新区以后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召开新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新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新区第二届政协会议。党代表大会于2003年2月底召开,20多天后又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这三个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不仅顺利实现了市委关于人事安排的意图,更重要的是大家进一步发扬民主,达成共识,增强合力,为保持浦东继往开来,不断进取的发展势头奠定了基础。
  浦东开发开放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前10年中,浦东保持了超高速发展的势头,可谓“一年一个样,十年大变样”。除了国家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和全市上下对浦东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之外,浦东的高速发展还有一个体制上的原因,就是浦东在20世纪90年代保持着党工委、管委会一体化的组织构架,决策效率非常高,开个会,定了就干。2000年以后,随着浦东的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人口规模上升到170万人,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制架构,可能难以满足有效管理的需要。据此,市委决定配齐新区的四套班子。
  但是,新的体制刚刚形成,需要磨合,并且也带来了开发建设的效率降低问题。市委、市政府派我去浦东“双肩挑”,就是希望探索如何既能保持体制的完整性,又能保持开发决策的高效率,避免文山会海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从实践效果来看,这样一种人事安排利弊参半,对于主要领导个人素质要求比较高。对我来说这个担子显得偏重了。当时,我还需要分出不少精力来完成副市长的岗位职责,包括参加市政府的一些集体决策。总体上感觉实际投入浦东新区领导工作上的精力少于实际需要,对于保持新区快速稳定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在我转任市委常委后,市委没有继续按照党政一肩挑的模式来安排新区领导职务,我认为是合适的。
  浦东坚持“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即使在建立了四套班子以后,浦东设置的职能部门也比上海其他区县少。其他区县一般为40多个部门,浦东大约是20个部门。这样一来,浦东就和其他区的机构不匹配了。比如市里教育局长开个会,浦东社会发展局局长要出席,市里卫生局长开会,他也要出席,体育局长开会,他又要出席。他如果不出席,上级部门会认为浦东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所以比较令人苦恼。我当书记兼区长的时候做了一个规定,如果有区委、区政府领导包括我本人在内主持的会议要求部门一把手参加,同时市里也有会要求一把手参加的话,他一定要参加市里的会,请一个副手来参加区里的会就可以了。客观地说,机构改革如果上下不一致,上一个层面不精简,底下先精简确实比较难,体制创新需要上下衔接。所幸的是,市里各相关部门对于浦东“小政府、大社会”的探索给予了一定的理解。
  上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风气,浦东虽不是上海反腐倡廉的标兵,但见事较早,态度鲜明,尤其是提出土地出让过程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形成了干事业、守规矩的良好风气。我在浦东的15个月里,能够带头严于律己,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赢得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充分肯定。我在浦东时开过一个外资企业座谈会,会上他们给我们提意见说:你们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阶段几乎天天盯着我们,项目投产以后就找不到你们了。这实际上是在表扬我们,意思是企业到浦东落户后,没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去打秋风,说这个能不能报销、那个能不能解决,要出差、出国能不能帮着安排等。这种事比较少,我觉得这种良好的风气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我刚到浦东工作没几天,新区国土局就报送来一大批土地出让的项目审批表。当时,对于手续已完备的项目,我马上就批办,不能因为看到投资者得利多了就反悔;而对于手续不完备的项目,则要求国土部门完善手续并与意向投资企业进一步洽谈。当时的情况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年至2001年成为上海土地批租的低潮期。那段时间许多企业都面临资金压力,所以拿地的积极性不太高。当我去浦东新区工作的时候,经济已经出现企稳回升的势头。我和我的同事都觉得应该合理地增加国家的利益。我们重新梳理了那一批前期工作尚不完善的项目,然后通过公开招拍挂出让,至少为国家多争取了超过50亿元的土地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多的投资者觉得既得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托人来打招呼、施加压力,我认为这和上海和浦东当时良好的投资氛围很有关系。
  在浦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班子里的其他同志一起合作共事,带领全区的干部群众做了一些工作。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班子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各展其长,保持了比较高的工作效率和良好的工作氛围。这段时间对于我们党政班子中几个相对年轻干部的成长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当时党政班子中的副职目前有两位市领导,一位是姜平同志,一位是张恩迪同志,其他几位同志现在都在重要的党政部门一把手岗位上工作。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发展进步我也觉得很欣慰。
  由于我在浦东工作时间比较短,对有些工作只是提出了想法但还没有做出结果;反过来,有些事情在我任期内有结果的也不一定是我的功劳,多数是我的前任已经把基础打好,这时正是开花结果的时候。这也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和继往开来的意义所在。衷心希望浦东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再上台阶。
(摘自《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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